“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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