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以崇高为基础的一种精神。无此基础，任何悲剧，只不过是悲剧，断无什么“悲剧精神”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奥赛罗》是悲剧，但只有《普罗米修斯》、《辛德勒的名单》和《九三年》、《双城记》、《钢琴家》、《美丽人生》等才有“悲剧精神”。
五、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我，写一个人的欲望远比写他或她的性格更重要，也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的特别经验性的见解。以此见解来重新诠释《巴黎圣母院》和《红与黑》，将无疑更加深我们对富娄洛和于连的认识。对全人类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作一番扫描，我们当会发现——余华的见解其实具有普遍性，乃是早在实践着的一种创作的方法。在中国作家中，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确乎在此点上达到了一种自觉。
六、但须切记——对于文学，文艺，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仅就创作的方法论而言，没有惟一。使《基督山伯爵》的人物立体的，不是别的，正是欲望。而使《悲惨世界》的人物成功的，则不完全是欲望——起初是欲望，后来是信仰。基督山伯爵是欲望的化身；冉· 阿让是信仰的化身，是米哀里主教的传人……
七、最主要的是，要理清一条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的线索，一旦陷入方法论的孰高孰低，不但是作茧自缚，而且是自以为是——等于糟蹋了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前途……
总而言之，关于此篇论文，该点评的方面实在太多了。
故我不能一一写来，只有当面再讲……
该说说《寻找飞鱼》了。
我不能承认它是一篇小说——“小说无定法”这样一句话，是指创作小说的方法应不拘一格，好比鞋子应是多种多样的。但鞋子既为鞋子，必由基本前提组成，不去说。当然，它也不是散文、随笔、杂文，更不是诗。
那么它是一篇什么呢？
这里提出的问题，在喜欢写作的同学中是带有普遍性的，即——要表达什么？用什么体裁表达？
某些同学，往往忽略后者。而忽略意味着，不明白自己在“作”什么？创作者不明白此点，作品往往是“四不象”。其实郭郎此篇，是包含着某些小说之基本元素的：有人物；有一个人物寻找另一个人的情节；有寻找的原因。这些都很清晰。如果能使这些方面进一步呈现体裁的特征，则便是一篇小说了。而现在，它仅像小说的梗概。
当我如此评价它，郭郎或大不以为然，他的想法很可能是——难道我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吗？
而我的回答是——许多人都能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表达的很清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较出色地运用某种体裁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们并不承认一切表达都是作品；我们只有在欣赏一个人对某种文学体裁特征的较充分的调动的同时，才承认某种表达是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