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它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份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渲泄的快感。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成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
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
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
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
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的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非是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
“母校”说法，其意深焉。
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
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
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
我所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
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