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如下：
“民族解放”四字，当有两重指意——其一，一个民族从自身的文化茧衣之中主动解放出来；其二，在遭到外族侵略时，从被占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固而“民族解放”在当时便是“救亡”的另一种说法。
同样四字，既有两重指意，论者所论，是其一，还是其二？还是都涵
盖着了？——应当解释清楚。
客观情况应是这样的：中国也大，地域也广。东北虽被占领，但当时包括文人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真以为大忧大患者并不多。胡适并不，鲁迅并不，沈氏也并不。他们的眼，当时主要还是以内忧为忧，皆还没有以外患为患。真以外患为患，乃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沈的大部分小说，写在此前。
故沈氏主观上有着籍匡正民族正常性爱心理和能力以达到“民族解放”的大文学追求文学使命；“民族解放”在他那儿恰当来说是民族的人文潜质的正常性的恢复。
一个民族的人文潜质怎样，包含它的性爱观念怎样。
但人文潜质怎样并不主要由性观念怎样来判断，还有其他多方面判断标准。当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极其萎靡，当时的中国便是那样——亟待复兴的果而是性的能力吗？
是否本末倒置？
是否夸大其词？
倘以性论，阿Q是很有性幻想的——对吴妈，对小尼姑便是，是否反证其实阿Q作为一个中国人尚还可救？
又，据我所知，沈氏的文学观是惟美的——他不过是以惟美之笔墨描绘湘西风情种种，其中当然也描绘到人情，即——人的情爱及性爱形态。
但他的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肩负着与民族兴衰关系密切的什么大的“使命”和“责任”的。
恐怕寻找不出任何一句沈氏自己的话来能够显然地证明这一点。
作者自己并未高标自榜以白世人，论者其论是否一厢情愿？
而又据我所阅，沈氏在一篇论及他文艺观的文章中说过——他同样是很厌烦将文学囿在什么“使命”和“责任”中的。他基本上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派，认为作家当有权任意选择与“使命”和“责任”不相干的写作道路（手边没有资料，只能言其大意）——而他的湘西系列，是此前提之下的作品。
故连美国人写的《沈从文传》中，也指出了他后来回避社会现实的一面。
而我认为——本论文的论者，恰恰将此一面，一厢情愿地拔高到了不相适的程度。
我的建议：
论文贵在思想纯朴，不刻意贬之，亦不热衷拔高。两者都当忌。尤忌追求论题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又：
什么是主体性？
什么是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眼里的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文明的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愚昧之人的主体性？
阿Q作为一个人，抑或一点儿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