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落，来找谭先生。谭先生发过誓，说：“晓晓不回来，我这里就不可能有别人在这里吹箫。”但是当女孩推开门的时候却发现，又有了另外的人在弹琴、吹箫。这事在谭先生那里，尽管他是搞艺术的，也已经淡忘了。电影厂的编辑们听到我讲了这个故事说：“我们来拍一部电影吧。梁老师你来写。因为法国要跟我们有文化交流，要一批风格现实主义的，内容生活一点的、人物底层一点的电影。”我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最后一幕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学院派的女孩在暑假的时候背着大琴，迎着落日，走在城市的尽头，她的心声说：“晓晓，不管这是不是你的真名字，我要找到你，我要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把这个故事在课堂上讲给我的学生听，我的学生觉得：老师你这是编的什么？因为老师在教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我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呢？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画家朋友们，我也确实到过一个地方，我也确实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跟她聊天，她毕业了才挣一千五百多元钱。而我同时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在90 年代初吃大排档的时候，有那么多南方乡村的小女孩在演唱，这时候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女孩，我们坐在那里一招手就过来，十块钱就点一支歌。我这个已经不是穷人的人经不起这个。主人还说“没唱好，梁老师不满意”，我梁老师早就满意了，是你们不满意！钱不给人家，女孩就哭，只好接着再唱。我仿佛从她们背后看到了一群同命运女孩的身影，再接着给我上一只大螃蟹，说一百八。我就说直接把这一百八给我，一百元我留下，八十元给她，不是挺好吗？正因为这些，早就想虚构一个故事，然后我把人物关系列在那里，我说同学们你们来编吧。二十六号我就让我的学生们在编。当然他们编得五花八门，比如说：这实际上是兄妹俩，妹妹在音乐学院，是高才生，她一定是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一定是有妇之夫，毁了妹妹的声誉，又毁了妹妹的学业，哥哥愤恨了，最后就把谭先生杀死了。还有的同学说，事实上还是兄妹恋。我就觉得我的学生们怎么了？现在一般的爱情已经过时了吗，开始是兄妹了，对吧？兄妹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很早的时候父母出车祸死了。不不，不是出车祸，而是父亲负心于母亲，但是还没有结婚，母亲把双胞胎生下来之后就死了，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是最坏的人。然后兄妹俩就分开了，经过了十五六年不认识。他们是亲兄妹，但是哥哥却爱上了妹妹。可这女孩并不爱哥哥，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其实是她的生父。我说亲爱的同学，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我想尝试讨论一下超伦理的人类情爱。我就说了一番话，我好有一比，这就像是孩子搭积木，你们的老师只用寥寥的几块积木，一种简单的人物关系搭在那里，传达出我要传达的愿望。我也在想，可能我今天对你们讲的那些，关于文化，关于文学，包括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对我的学生们，中文系的学生们，真的能进入几个同学的心中？当然我也有我喜爱的学生。昨天我的一个女学生，她是湖南凤凰城里一个清贫的侗家的女儿，也曾经是我们学生刊物的主编。她现在毕业了，在《科技日报》打工。给老师打了电话说：“老师我要采访您一下，我们的主编也陪我一起去。”说句实在话，我明天真想什么人也不见，但是我一想这关系到我学生的工作可持续性的问题。我的这个学生写过《秋菊》，写她家乡的邻家女孩，十六岁就要打工，十七岁就结婚，写了《阿婆谣》。当这样的两篇文章放在我手里的时候，老师终于看到了他的学生抬起头来，回过身去，写自己所独有的角度发现的人物。我在班上读，给其他人讲。我知道，现在要感动大学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的学
生们都说发表作品这么难，我说：“难吗？杨燕群的这两篇作品放在这，老师在刷牙在洗脸，还没洗完呢，就有到我家的记者编辑说：‘这文章是谁写的？我要！’”我们的文化要这个！不是别的，是没写出来，没写得真实可信。我还有个学生写过《父亲》，也是篇好文章。我们的研究生还办了一期刊物，我给他们确定，如果这里没有众多的文章，冲淡我们大学校园里那种甜蜜的轻飘的无病呻吟的写作氛围的话，你们下期不要办了！有足够分量的，不管是谁的，外校学生的，也发在我们刊物上。我们的刊物也欢迎清华大学的学子来投稿。我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矿业大学的男生，他写了几篇文章，我一下子发现这个学生不错，这次又给我们的《文音》投稿了，《文音》的主编说，还是他写得好。《文音》出过以后，在印刷的时候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容，印刷社的女孩说：“我看你们有一期写父亲的，有一期是写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