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我们的革命者在长征的路上遗留下了革命的后代，被彝族老人收养了，革命成功后，新中国建立，生身父亲回去找到女儿，这时女孩长大了，要作出留下或者随走的选择。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电影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根本不成为问题。但是它出来没多久就受到批判。这个批判，假使我不能从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文学本身来提出质疑，我至少可以对作者提出：你有精力，你有时间，你为什么不写一部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而去写一部贩卖资产阶级人性的作品！那二十七年之后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们文化部在宽街那里有一个招待所，我有时要奉命去招待所里去见某某人。那都是我少年时候心中特别尊崇的电影编剧、作家。他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文化部招待所里，等着平反，等着“落实”这样那样人所应有的起码的权力。他们还期待着是不是有什么创作任务。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编剧，“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那个感觉。常常是大家一谈起对我们文化的使命都是热泪盈眶，大家都准备做事。但真的做起来是特别理性的，要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要试探。要一点一点放开自己的创作手脚。真是依然地如履薄冰！如果我们表现“文革”中的极“左”的问题时，那个代表极“左”的人物可以表现到什么级别？村党支部书记行不行？最初是不行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代表。然后一点点突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电话传达说，我们现在可以表现到村党支部书记了。又打电话说，某某写到了一个极“左”的人物，已经是处级干部了。这十年就是这样，大家想做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工作。这种反思也无非就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但它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会被指斥为“精神污染”。这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今天我觉得可能有些确实是污染，但是那时候的文化总体上是庄重严肃的，但似乎越严肃的作品越具有“污染性”。那时候作家也不把自己的力量放在用俗恶的爱情去污染我们可爱的大众。那时候作品还探讨一些思想。当然，那时候我们的文化忽略了儿童少年。对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机会来传播一下人文的思想，尽管是功亏一篑，但是我们忽略了新一代青少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阅读的渴望，他们的渴望是有特征的，必须是直接反映他们青少年的青春期成长现状。我这一代作家很少提供过这种文学。他们是间接地从我们作品里面得到满足。正如我们间接地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看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一样。我们没有做好，我们顾此失彼，觉得那事可以以后再做。我们要先把反思做好。尽管在反思过程中也不断有人重新翻身落马，但是在这过程中琼瑶来了，她给了我们青年人我们所不曾给予的那部分阅读种类。再接着香港台湾的歌曲也都来了，接着是商业化，到现在我们已看得很分明，我们的文化在娱乐性上和西方的文化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我们也在高兴，“彼乐也，吾亦乐也，天下同乐”。但是仔细看，是不同的。不同就在于人家的青少年的脚下有一块人家的先人们几代文化人，用二百多年时间锤炼出来的一块人文主义的文化基石。在这个基石上，他们可以尽情摇滚，可以唱流行歌曲。当娱乐之声停止的时候，他们又知道他们是站在一块人文主义的基石上。而我们的基石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今天谁又来想到我们要同心协力来做这样的事呢？这也就是我特别强调人文主义的阅读和写作的前提。可能你们的胡老师正是听了我在评委之间的这段发言，他就希望我到清华来讲一讲。
我来之前，自己首先就犯困惑，觉得自己这些话适合在清华讲吗？我讲了以后会不会给胡老师带来不好的牵连呢？这些年以来，我事实上已不太谈这些话了。我甚至也不对我们的文化和文艺提出批评了。以我的眼我看到了应该批评的现象，在我们的电视里，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帝王将相就是长袍马褂，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现实反应的能力和关注了吗？有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