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果把这也诠释为“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亲人关系中”，那这样的一种文化理念到了“文革”十年，就变成了：我们在看样板戏时，凡是里面出现女主人公，她们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海港》中方海珍有丈夫吗？甚至也没有家。我们不知道她的家什么样。我们只知道她住在码头的党支部书记的小办公室里。我们只知道她好像是光荣军属。她有儿女吗？有父母吗？有公婆吗？一切都没有。几乎就是党在试管里培养出来的。那《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有丈夫吗？也没有。也是家里要挂一个“光荣军属”。还有《杜鹃山》，本来男主人公和党代表之间是有一种情感关系的，但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情感关系删除得干干净净。然后只剩下一个争取和被争取的阶级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文革”时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书可读了。周总理这时才在国家会议上提出“孩子们要读书啊”，给他们读点什么有意思的文学的书？但是在当时连苏联的书我们也全部销毁了。那我们还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重印一遍吧。这之前，我们的文化其实早已萎缩了。那时周总理是那么关心文化，对电影工作者提出要求，说：“我们能不能拍一两部不那么中国特色的电影？我们也要和外国有电影方面的交流啊！”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拍出了《五朵金花》，然后拍出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