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我又坐在这里了呢？由于下面的事情所导致的。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一次活动，关于全民读书活动。要由公众推选出优秀的书目，科技的、哲学类的、实用的，以及文学类的，还聘请了诸多的评委。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力先生也是我们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友，而且是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强烈要求我来做评委。我身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必须和副主任保持和谐的关系，所以我说没有问题。在委员会中，我认识了胡老师，胡老师听了我一番话之后，说：“你能不能到清华来给我们的同学谈一次？”评委和评委之间也要有和谐的双边关系，因此我就坐在这里了。因此给我的感受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果提倡和谐的话，就意味着首先得有一部分人必须做出双边的和谐表示。我在评委会上谈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讨论到要在人民大会堂对优秀的读者给予最隆重的颁奖。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同时征集公众的读书随想、评论。不计长短，如果有好的文章，我们评奖之后，也要予以奖励。我个人认为，读书活动首先在于调动公众来读书的热忱，而不是在于评出多少部优秀的书。促进读书的活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我还谈到，以我的眼来看，近当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历程是很值得反省的。在此之前，二十七号有关部门希望我参加一个海内外的华人艺术家活动，畅谈我们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当然这个活动是必要的，动机也绝对是良好的。我也确实想在这样的会上做发言。因为我有些话早就想说了。我对于我们国家近当代的文化形成的步骤是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我想以一种赤子之心，真诚地、谦恭地、低调地，尝试着能不能把我的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讲出来。但后来我看通知，主要是从正面来谈我们的凝聚力的，我就不去参加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一番对比，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那就是人文在西方，自从它成为一种主义，已经近二百年。在西方，对于人文主义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直讲了二百多年，现在还在讲。也就是说，当美国人拍出《指环王》给全世界的孩子们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只从中看到了电子制作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