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前，在西方，学者和研究者是有着界定的区分的。研究者通常只着力钻研于某一方面，直到达到精深，于是成为专家。而学者，则往往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在文化学社会学的多方面，都具有够水准甚至高水准的知识。故在自然科学界，其严格的职称中是没有什么学者一说的。学者是只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人，而且那也是在从前，比如马
克思，我们今天之人也可视其为杰出的学者。培根、罗素，都是杰出的甚或可以说是天才的学者型人。丰子凯是画家，还是散文家，同时，也当得起是一位学者。他在音乐、美术、宗教、戏剧与文学方面的见解，皆是令后人获益匪浅的，他的老师李叔同，几可作学者类人的样板。
依我想来，学者应是比教授、专家、研究员们读书更多的人。他的学问不一定非要细微，却一定得广博。
总而言之，以上诸类人，不但与书有着亲密的，更有着共生共死般的关系。他们最初也许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同样是怀着相当功利的想法与书结爱的。但是越到后来，他们与书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自然而然。终于功利目的淡出，成为了一种特别纯粹的习惯。书彻底改造了他们，使他们本身“书香化”，根本无法再与书分开。读书已是他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
式了。
一想到人和书居然会结下此种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关系，我每大为感动。既感动于书对人的长久影响，亦感动于人对书的长久眷恋。
然而依我的眼看来，在当今，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在人和书的关系中，那一种代表古典意味的学者类型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矣。
当代中国的教授们、研究员们，和书的关系分明已变得极其狭窄，如同一线系之。究竟会狭窄到什么地步呢？——若同是中文系的教授，教当代文学者，很可能对近代文学的所知一鳞半爪而已；反之亦然。而教古典文学的，论唐胸有成竹，言宋就未必心中有谱。
文化也像科学一样，被一把角色分工的卡尺卡得触类而不旁通了；或再比喻为超薄之刃，将原本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文化，切成了一片片比鹿茸片还薄的薄片。
文化人士仿佛皆成了“片文化”的传承者和播讲者，自身也都薄得可
怜了。
是时代将人和书的关系变得如此这般的逼仄了。
然而，我认为，也有人自身的原因，就是太容易满足于那么一种狭窄又逼仄的关系了。而只要一满足，知识似乎还很够用，甚而自认为绰绰有余。
故我对从前年代的已然模糊在历史中的那样一些职业读书人的身影，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投以仰慕崇敬又惭愧的目光……
九、这一种人之和书的关系，如我。一言以蔽之，属于杂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