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与朝鲜半岛百济、新罗的早期交往，也体现了其欲保持对朝鲜半岛影响力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日本对于朝鲜半岛觊觎已久。早在4世纪末日本早期小国林立的时代，就曾经有小国在朝鲜半岛拓土开疆，占有朝鲜半岛南部的一块土地——任那，以此成为日后日本进入朝鲜半岛的殖民主义据点。中国南朝刘宋时期，倭王要求刘宋政权承认他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这便充分暴露了日本希望将朝鲜半岛南部的诸多小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野心。后来由于朝鲜半岛民族国家逐渐强大，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迫使日本不得不退出朝鲜半岛。尽管日本退出朝鲜半岛，但对于百济、新罗来说，日本还是一个比它们强大的国家，因而也还继续保持着一种朝贡的关系。《隋书·倭国传》也证实了这一点，倭国使者在向隋介绍本国时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
在5～7世纪前期，出于各自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利益的考虑，日本与百济一直维持着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往来非常频繁。百济是日本的汉文化主要输入者，日本则在军事上支持百济对抗夙敌新罗。双方也非常重视维护相互间的关系，如643～644年之交，百济发生内乱，义慈王放逐一部分王公贵族，企图独揽大权。其时遭废黜的太子丰史弟及大臣沙宅智积等许多人事实上被放逐到日本当人质，负担起维系日本和百济关系的作用。当然，日本与新罗的关系虽然有军事对抗，也有友好往来。据日本史书记载，日本大化年间，新罗使节来访多达6次，而倭国使者前往新罗也有2次。
进入7世纪中期后，也就是中国的初唐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之间，围绕着由谁来实现统一的问题，激烈的争斗进入了白热化，唐朝和日本也都介入其中。唐朝因新罗的积极主动的外交拉拢，以及对付高句丽的军事需要，而与新罗结成联盟；对于日本，其实新罗也非常重视拉拢工作，据《日本书纪》记载，647年，新罗大臣金春秋来日本朝贡。其时，金春秋已经是新罗的最高执政者，似乎没有必要以普通使节的身份来日本，他的目的可能是探询日本对唐罗欲伐高句丽、百济的看法。但是金春秋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日本原本与百济就是长期的军事联盟关系，所以当时日本的执政派都倾向于支持百济。于是656年，新罗最后一次派使节到日本，随之断绝了与日本的交往。《日本书纪》记载，657年，日本想请新罗国使在贡唐时，能够给日本的遣唐僧和留学生提供搭船的方便，却被新罗拒绝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