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航海冒险，后期的日本贵族早已丧失初期的宗教朝圣者般的热情，把出任遣唐使视为畏途，纷纷逃避。最后一次遣唐使，即第十三次遣唐使派遣的时候，副使小野篁就借口大使藤原常嗣夺去了好船，称病不行，朝廷催促再三也不为所动，最后朝廷决意采取惩罚，将他流放到隐岐，但他终究还是没去。最耐人寻味的还是894年建议中止派遣遣唐使的人，就是已经被任命为遣唐使而尚未出发的菅原道真，他在建议书中竟然夸张地说死于海上和盗匪的多于顺利到达唐朝的，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畏惧心理。
其次，大化改新后，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唐日交往，日本已基本上学习到了大唐的文化与制度，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已经从简单照搬到根据本国的特点，开始消化、创新和本土化的阶段。政治上律令制度的变形，文化上假名文字的创造，都说明了这样一个扬弃的阶段已经开始。“遣唐使”这一历史现象，是适应日本历史一定时期的发展需要而出现的，随着这种需要的丧失，遣唐使现象也随之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唐朝时日本才有如此大规模的遣唐学习团，后面的宋、元、明、清就根本没有官方组织的赴中国学习团的原因所在。
再次，遣唐使的派遣既为政府繁重的经济负担，又在经济贸易上日益无利可图。当时日本的生产力水平较低，造船一只耗资上万，再加上使团每人所需的粮食、备品和以实物支付的生活费用等，所费不菲。如第十三次遣唐使未曾渡海就发生两次海难，为了准备第三次渡海，日本朝廷不得不课以特别税。遣唐使团的船只和人员也呈递增之势，初期仅船1只，百余人而已;中期船2只，300余人;后期船4只，平均近600人。派遣遣唐使的费用是惊人的，据日本学者估计，派遣使节所需的费用，占那个年份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这对于朝廷而言，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
从发展贸易的角度来说，9世纪后半叶，唐帝国的对外贸易逐步发展，商人们的船海水平也越来越高，唐朝商船也经常往返中日之间，贩运物资。第13批遣唐使回国后不久，就有唐朝商船接踵而至，日本贵族所需的唐朝奢侈品可以坐而得之。这种民间贸易的发达，也使遣唐使失去了经济意义。
最后，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吸引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又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最终导致黄巢大起义的爆发，国家纷乱不止，国力江河日下。正如菅原道真在建议书中所写的：“大唐凋敝之情，载之具矣。”这个时候，就连唐朝廷自己也告知日本不用再派遣使节前来了。实际上唐朝接待日本使团，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晚唐朝廷来说，这也是沉重的负担。
◎ 唐高僧鉴真东渡
中国唐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不只是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等赴唐朝觐、求学和礼法，唐朝也有很多士子、高僧赴日传播文化。其中对古代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大者，当属唐高僧鉴真。鉴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兴隆佛法”，但事实上鉴真是一个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大师，鉴真体现了盛唐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伟大气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