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遣唐使团规模较小，大使、副使之下的人员配备并无定制。从第三期开始，规模渐大，每次4船，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其中第十三批竟多达651人；编制也更加完备，一般来讲，使团通常大使、副使各任命一人，再加上判官、录事，称为遣唐四官。有时还在大使之上另设执节使或押使为最高长官。他们是代表团的核心成员，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管理代表团的日常事务。代表团还有众多随行人员，如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等等，其中有些人既是代表团的成员，又兼请益生身份，即兼有学习相关知识的使命。再就是留学生、留学僧、请益生和还学生等。请益生和还学生与留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只是赴唐作短期考察，就具体问题向有关人士寻求答疑。剩下的则是保证船舶航行的成员，如负责维修船只的造船都匠、船匠，确定航向、测定风力的卜部，及水手长、水手、锻生、铸生等。这部分人数较多，水手就几近半数。如果有风，船靠风力航行，无风时需划桨前进。总之，日本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文化和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日本对于使团四官的选任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诗书之乡，使官必须是才貌出众之士，既要风度优雅、仪表堂堂，又得对汉文化有较高的修养。如遣唐使粟田真人，中国史书就称赞他“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而当唐玄宗见过遣唐使藤原清河“趋揖自异”后，也由此感叹日本乃“礼义国”。
◎ 遣唐使的杰出代表
在历次遣唐使团中，有两位堪称为遣唐使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日本史书称颂最能“播名唐国者”，唯有他们二人而已。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随第八批日本遣唐使使唐。17岁的仲麻吕通过鸿胪寺的安排进入国子监学习，经过数年的学习，他完成了太学的学业，并且考中了进士，得以在唐朝入仕。一个外国人能够按照中国的规则，通过中国的官员选拔考试，实属不易。日本人通过的中国官员选拔考试，仲麻吕可谓是仅有的一个。731年，仲麻吕被破格提升4级，由左拾遗升至左补阙，担任皇帝的侍从，得以亲近玄宗皇帝，唐玄宗赐给他一个中国名字——晁（朝）衡。仲麻吕在日本时就长于和歌，到唐朝后非常喜欢唐诗，并且表现出了非凡的创作与鉴赏诗歌的能力，很快即与大诗人王维、李白等人相交相知，以诗歌唱和往来。
唐开元十九年（733），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到达中国，此时晁衡已经在中国逗留16年，日本使团依例要求带上已经结业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都随之回国，仲麻吕也想与他们一同回去，但此时他已经是唐朝的官吏，按律令行动应获得唐朝廷的许可，唐玄宗李隆基没有同意他的回国请求。唐天宝十一年（752），第十批遣唐使藤原清河来到中国，仲麻吕再次向玄宗提出了回日本的要求，玄宗开始坚决反对，但此时仲麻吕已过天命之年，归心甚切，反复请求之下，玄宗终于同意，并任命他为唐朝的使臣护送日本朝贡使回国。得知晁衡将荣归故里，好友们纷纷赋诗送别。其中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饱含深情，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所？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