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在皇上的御试中拒绝写诗作赋，从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去逝到熙宁元年（1068）秋天为父亲守丧期满回朝，苏轼一首诗都没写，成了“诗坛哑巴”。现存于《苏轼诗集》卷五尾部的四首诗，都是苏轼后来的作品或他人之作搀杂其中，惟一可考年月的《夜值秘阁呈王敏甫》，孔凡礼先生已作辨误，改系熙宁三年（见《苏轼年谱》第181页），其他三篇作品待专文考证。
也许有人会说，苏轼的父亲苏洵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底去逝，后两年应算苏轼为父丁忧不做诗文，怎么能将这三年全归到悼念王弗身上呢？
只有深入探究三苏心路的人，才会知道他们父子对待“礼”的态度。从苏洵开始，“礼”在他们的眼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微权”，即精细的骗人权术①。嘉祐四年（1059），苏轼与苏辙正在眉山为母亲守丧，但成都当时在喜欢粉饰太平的文人宋祁统领下，苛捐杂税十分繁重，百姓几至无法生存，民怨积聚，几乎到了再度揭竿的地步。这时正好王素前来代替宋祁，苏轼还在服丧期间，便欣然为民请命，他挥笔写下《上知府王龙图书》，并亲自到成都呈上，提醒王素改弦更张，安抚百姓，以免再有王小波、李顺之类出现②。苏轼的做法无疑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与母亲要他从小就学做范滂那样的诤臣相一致，当百姓生活处于困厄之际，三苏敢于用行动来打破礼制！
“无礼”和“不敬”是苏轼的死对头程颐乃至其后继者朱熹不遗余力攻击三苏的最大口实，殊不知还有更好的“借口”他们没有发现。事实表明：苏轼的长子苏迈生于嘉祐四年三苏乘船离开眉山之前，苏辙的次子苏适生于熙宁元年老苏丧服刚满之际。这就是说，苏家兄弟在为父母守丧期间，夫妻原是同房的，而苏迈的出生，正是在老苏先生的眼皮子底下！若是开创女人“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理论的程颐先生知道此事，不仅苏轼将会遭到更多的非难，可能连我们的可爱的王弗女士，也要被他（他们）打入不孝之女行列了。
令人发噱不止的是，向来以大学问家自视，向来对苏轼不满的朱熹，竟以“眉山二苏兄弟，文人也，再期之内，禁断做诗作文，寂无一语，是亦尝讲乎丧礼也”来教导他的学生①，真可谓“此地有银三百两，隔世朱二不曾知”也。
敢为前人所不为，勇于向传统“礼”法挑战，这就是生活在千年前后的三苏父子过人之处。
苏轼在为母守丧期间敢于写为民请命的文章，反衬出他的拳拳赤子之心更加诚挚；苏轼在夫人去世后三年不做诗赋，甚至冒着“欺君之罪”，要求皇上更改考试的法则，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苏轼与王弗的情感，上昭日月，下鉴鬼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