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凡有希望在哲学①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实际上科举在中国盛行千年，危害深远。从一开始，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管理的实际应用就脱钩了，因为即便只通《论语》的人也可以去做法律以及其他专业方面的判断。其恶果为，权威即可决定一切，专业却并不被重视。
“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指定新的法律。”西方国家的王室多为千年一系的稳定继承②，所以在札记中神甫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的皇帝是“不管家世”而靠武力就可以取得的。
“即使现在，他们也和远古时代一样，称他们的皇帝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因为他们奉天为至高无上者，所以天子和神子是一个意思。”（33页）西方自从基督教在欧洲确立之后，皇权与宗教权威就分离了。世俗王权受到了限制，专制成为有限的一种危害。但我们也读到“平等”的概念。比如，一旦入会，贵妇人与农妇都会进行平等地交流，这在古代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人的肤色，札记说：“中国人差不多是白肤色，南方几省由于靠近热带有些人也是相当黑的。男人的胡须很稀少，有时甚至没有。……在有些边远地区，人们的脸几乎是四四方方的。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这个说法很多，尤其中国人中间传说明朝大槐树的后代具有这个特征，比如我们家就也有这个特征，而我们家的父系就传说来自山西洪洞。注意上面说到中国人的“白肤色”，那是明朝时期的北方中国，有可能明朝与今天的中国真的有些差别。今天在高度交流的状况下，普通中国人都既不黑也不白了。
关于中国的“五行理论”，利玛窦认为是从西方哲学而来，本来西方是“四元素”，但中国人却加进了“第五个”元素而已。关于中国的灵魂轮回，他认为听起来很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他们的唱经就和我们格列高利式的唱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所穿的袍服和我们的差不多。”（73页）这些都正是我期望看到的文化“同源”证据。
今天无人不知的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上海，在明时还是一个县，“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它离南京皇城约有144意大利里，纬度29°，离东海不远，在朝鲜这一边，并且因距日本太近而为居民所不喜欢。顺风时乘船渡过海峡可在24小时之内到达日本。附近水域经常有海盗出没……。”（420页）当时上海市人口大约“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
外国神父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接触的人物首先会是社会上层人士这一特点，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与荒诞性，可能今天还是达官贵人的座上客，明天就受到了驱逐而被扫地出门。这样的景象在每一个外国人身上反复上演。人们既惧怕高官甚至皇帝、又惧怕因外国人受到牵连的心态在札记中得到多次体现，在今天读来格外有趣。
“这个国家有一条古老的法律——这条法律很久以前就不施行了——规定除了皇帝的历算家以外，其他任何教学天文的人都要判处死刑。”（281页）因为中国人曾经相信那些掌握天机的人可能会对王室不利。
葡萄牙人善于经商，当然他们之间也不乏热心传教人士。事实上在中国的西藏阿里地区，也就是著名的古格王朝，就曾经发现过一些葡萄牙人书写的文字留在那里，看来这些商人无孔不入。不过这也再一次让我们联想到穿行于全世界的国际商人，尤其是古老的腓尼基人或迦南人，某些民族的某些习惯与能力应该会一直延续下来。许多葡萄牙以及西班牙人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