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显示，葡萄牙商人在明时称呼中国为China，并且中国官员在欧洲被称呼为“mandarin”似乎也与这些外国商人有关。中国“汉语”或“普通话”为什么至今被欧洲人称呼为“mandarin”也是我关注的，在这本书里似乎有了一个解释，尽管还不是最终确认：“葡萄牙人称呼中国官员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34页），但这个解释还不足以彻底解决为什么汉语是“mandarin”。
在谈到“中国”的名称时，利玛窦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即支那），那在托勒密（Ptolemy）①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则称它为Cathay（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
利玛窦还说到中国可能就是被称呼为“食马者”（Hippophagi）以及“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5页）。
“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呼它另外一个。今天交趾②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6页）还有，“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这个渠道不知道是否真实”。
我认为所有这些稍微不同的中国名称的最初起源很可能来自“Sina”。假如大家认为这些差别很大，那么在《札记》中出现的名称与中国汉语的差别之大足以让人消除以上的怀疑，比如人名“祝石林”在《札记》中为“Cioselinus”，“冯慕冈”为“Fumochan”，“凤阳城”则为“Fumiam”。这样的翻译假如不是借助于中国文献辨别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牵强附会”的方法恐怕是唯一能将它们还原对应起来的最好办法。
《利玛窦札记》的学术功绩不仅是给西方的汉学家以及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17世纪的宝贵文献，并且给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他具体甄别了一个长期在西方流行的错误概念。正是这本书确认了当时西方人经常提到的“契丹”（Cathay）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称，它是由“中国北方”的指称延续下来的。这是个困惑当时西方人很长时间的一个学术问题。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契丹”的国家，在利玛窦之后才正本清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