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札记”之前，因为到处可见利玛窦的影响，风闻他被中国皇帝赐以坟地、经常进宫，以为他在中国生活得怡然自得。阅读此书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相反，他们在明朝的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与苦难，甚至于这些人经常要向中国官员们磕头作揖，即便这样也被到处追赶，几乎无立锥之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囚禁长达几个月。除了宗教使他们有毅力忍受无数的折磨外，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可以使他们继续留在那样的一块土地。书中提及的大多数传教士死在中国，利玛窦只是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
传教士的千辛万苦其实是东方社会对于他们的极力排斥造成的。当许多人说到东方的宽容时应该看看这段西方神甫留下的历史记载，然后他们的看法或许会客观一些。
即便在明朝时期中国也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中国。“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做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是……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是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为属于两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们本国。”（436页）
中国明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此脆弱隔绝。这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国家统治时期文明相对隔绝的例证。假如在原始时期，人们当然会更加自由地进出。
在这本书的《中译者序言》里看到中国人在1982年的结论：中国在科学上的封闭落后不是中国人的错，是西方传教士们的错，“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19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迷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一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中国学者（李善兰）才正式地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即牛顿体系）介绍过来。这一历史事实又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说明了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反动性……”（13页）译者还有更多支持根据：“美国研究科学史的席文（Sivin）教授不久前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谈到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事，他也以为中国当时所以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其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方面，而在于耶稣会士传播者的身上。”
一位现代西方教士在评价利玛窦他们的行为时却说：“耶稣会士们都以他们在新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和长途旅行而闻名。”（45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