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因素形成了基因序列图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是他们形成了8%或7%的不同变异：基因突变至为关键，有了基因突变才能产生多态现象。每个人都携带着30个全新的变异基因，这使他与她与其父母分别开来。第二个因素是“选择”，自然选择在基因突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看来时间将会是个必须的条件。最后一个是“遗传漂移”——它对小群体“影响重大”。
DNA的研究与发展过程惊心动魄、精彩迷人。作者Spencer Wells除了是个天才的科学家之外，还有着高超的文学天赋。他将枯燥复杂的科学研究化为简明易懂、条理清晰的优美文字，这在一个科学家而言难得而罕见。
作者说，DNA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建立在一种“奥卡姆剃刀”原理上。科学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非洲人为人类起源的假设。最终基因研究的结论与其他传统方法的结论与考古基本相符，可以互相印证。
生物技术在人类学的研究上，科学家最先选择的是蛋白质而不是基因，经过一些曲折之后才找到了遗传变异的最佳“发言人”：DNA。实际上，在DNA研究中还有一些后来被完全抛弃的错误理论，DNA技术与理论也在发展，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了。除了人类学领域之外，在司法程序上中国已经采用DNA结果一证断案。
用DNA研究人类学的大本营在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欧洲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支持者。中国也有生物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有关中国的DNA人类学结论多已通过新闻报道。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DNA方面的研究结论中国传统学界还没有正面接受。中国最开放的一个城市，上海，是研究DNA的前沿阵地，有数位DNA专家来自那里，但史前史的传统重镇却在北京。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来自上海方面的诸多声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利用DNA的排列来追踪人类迁徙史的研究方法成熟于半个世纪前，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先生（1922- ）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明者。
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首次应用“奥卡姆剃刀”剖出人类祖先的秘密：线粒体DNA显示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夏娃理论”。正如书中所言，那不是唯一的“夏娃”，但却是最幸运的“夏娃”。这是根据女性的资料分析的结果。根据男性Y-染色体分析，“亚当”是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同样，他不是当时唯一的“亚当”，但却是最幸运的“亚当”。“找到今天多样性人类的一个单独祖先，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只生活着一个人，而是与他同时期的其他人的后代已经灭绝。”
在距今5万年的化石上仍然能找到DNA，这给该项工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前景。不过它的精确度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假如要更精确的并且是时间很近的话可以使用其他传统考古技术加以弥补，比如碳14等。
时间到了2000年11月，两个同样名叫彼德的人参与一个工作组利用Y多态性技术再次肯定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它指向一个生活在大约5.9万年前的非洲男人。假如更“准确”一些，这个“亚当”生活在4万至14万年之间。
最新的表述语言是：在大约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今天从基因显示的最古老人群依然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以及东非与南非地区。
欧洲人很快接受了这些科技研究成果，尽管在2万多年前欧洲还生活着已经有文化痕迹的尼安德特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