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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路遥小说，读者们就会想起那些热情的男女主人公和他们的感情生活。其实，他不只写了这些，路遥的企图是很大的，他想描绘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他非常赞赏柳青的《创业史》，认为“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真实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路遥自己也想这样做，这种意图特别体现在他的百万字长篇《平凡的世界》中。应该说，这种宏大的企图和自觉冲动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普遍的。
《平凡的世界》从时间上说概括了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十年间的社会生活。从空间上说囊括了从双水村，原西县到地区、省城的广大地域和社会阶层。从线索上说展示了孙少平的人生之路，双水村的生活以及各级官员政治斗争这三条主线。相形之下，写政治风云这条线显得最薄弱，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并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路遥曾说过他是如何设法了解省上领导的生活的，趁省里某位领导不在家，叫别人带着到他家转一圈，算是有点感性认识。路遥最熟悉的生活还是在农村，所以双水村生活这条线写得生动有趣，富于生活气息，像农村二流子王满银这样的人物，像农村为抢水而械斗这样的事件，没有农村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但最熟悉的不一定最有吸引力，从读者感受来说，其他两条线索显然不如孙少平这条线有特点，打动人，印象深。奇怪的是，孙少平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不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而是更多地存在于作者的想象和理想当中，他的人生之路显然是一种精神自我完善的历程。那么为什么在作品中，作者熟悉的生活反而不及他想象的生活更令人感兴趣，有魅力呢？为什么读者注意到了路遥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及其感情纠葛，却普遍忽略了作者有意为之的史诗性描写呢？这就如同欣赏一幅画，其中一部分被意想不到的光芒照亮了，其余的部分却成了背景，显得模糊。一般来说，读者的直觉不会错的，那道能够深入人们内心的亮光，往往正是来自作品的最独特部分，是其精华所在。
不错，路遥是一个真诚的想把文学变成历史画卷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形象资料，比如中国农村具有极强适应性的传统宗族势力等，但如果想要确切了解一个时代发生过什么，人们宁愿去读历史编年大事记，也不愿看文学家热心而笨拙地演绎历史，因为这根本不是文学的任务和魅力所在。
历史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概念，仅仅把当代人对时代的理解作为勾勒历史画卷的前提是可疑的，往往会导致惊人的浪费。因为一个时代曾经权威地肯定过的东西，一旦时过境迁，交给历史去评判，就容易像朽木那样无力支撑了，而依附在上面的文学油彩也就会跟着剥蚀，褪色了。柳青的《创业史》现在读起来之所以有落伍之感，不在于作者不真诚，而在于他是如此真诚地以别人的眼光，通常是以当时政策制定者的眼光来描写他所参与的时代变动和社会生活。他的确真诚地认为这就是热气腾腾的历史画卷，他想尽力把它照原样留存下来。可是当他所肯定的现实被历史否定，当中国农村集体化道路在今天被重新审视时，作品的根基就被动摇了，作家的心血也就跟着付诸东流了，这对任何一位作家都是可怕的时刻。
而且，什么才算是真实、完整、准确的历史画卷呢？谁有这个权威来确定呢？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根据上天的眼光，那就只该有一幅。如果所有作家都没有犯错误的话，他们不约而同拿出来的也只应该是一幅相同的画卷，这样的结论显然荒唐。当然，也有人会说，难道作家们就不能从各个角度，从自己熟悉的生活来描绘吗？他们作品的总和，不就近似地相当于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吗？这话似乎有道理，但这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的，这种历史使命感不可能成为作者创作的真正动机和动力。任何一位严肃的作家，他的创作之路必定是从最初感动他的地方开始的，不管怎样，他需要有自己的眼光和激情，才能决定他的作品的取舍和个性。
路遥熟悉农村生活，别人也熟悉，如果他只是描写，没有独特的东西，那么别人也能写，甚至写的还更好。但艺术毕竟不是比谁画得像，而是要有独特的灵魂。这里的相像不光是指人物、情节等，而是指思维方式和所用语言的相像，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更可怕，可悲。这样的作品往往是一个时代批量性的产物，随着这个时代过去，它们也就化成纸浆回炉了。总之，凡是从别的作家作品中也能见到的东西，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足为奇，不会引起共鸣和震撼。比如中国农村的强人形象，路遥刻划得很生动，像《人生》中的村干部高明楼和《平凡的世界》中的支书田福堂，他们都是扎根在传统土壤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身份。但一个明显的缺憾是，他们又像是一个人，先后出现在两部作品中。事实上，这类人物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比比皆是，他们混合着纯朴与狡黠的精明，善于左右逢源的能力，以及依托家族势力的保守性和局限性，往往写得活灵活现，但又似曾相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艺术中描写他们？难道因为这样的人物真实存在，和我们在生活中无数次相遇，我们就该在艺术中再原封不动地遇到他们一次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艺术和生活的区别在哪里呢？，艺术的美感和个性又何在呢？作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把生活变成生动的故事转述给别人听的人。更加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现在有些作家作品，把揭黑幕式的津津玩味装作是直面现实，把以丑审丑装作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把自暴自弃装作是大胆无畏，内容也许是真实的，但写法令人厌恶，因为艺术家的美的灵魂不见了，不屈服于现实的英勇品格不见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生活如此平庸，人类如此丑陋，不可救药，就把人类钉在艺术的耻辱柱上再抽打一遍，这种颓废感伤毕竟是低级的，于事无补的，绝不是艺术的责任所在。
艺术也不能用来解释现实，为某种流行观点服务，它只能是用来揭示人的灵魂痛苦与抗争。当然，作品中的人物总要在具有真实感的历史空间中活动，如路遥小说中社会阶层高低对青年男女的影响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但是真正有特色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是那些青年男女复杂丰富的精神生活及其悲欢离合的遭遇。当作家亦步亦趋时，就容易窝窝囊囊，当听从内心的声音时，就显得有灵气。柳青《创业史》虽然对历史的把握有疑问，但当描写的人物不是某种观念、符号的演绎，而是来自生活时就显得鲜活，可爱，有个性，比如改霞这个人物也许就能在小说人物画廊中留存下来。改霞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二十岁了，正在上高小，因此很傲气，小说写“她并不把念了小学三年级当做挑选对象时考虑的新因素”，实际上，这正是她想招工进城，并老在爱情上和梁生宝闹别扭的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你们看，同样感受到了现代农村青年心向城市的这一历史运动，路遥关注的是高加林、孙少平这样从底层奋斗的男青年，而柳青感兴趣并颇有趣味写出来的则是改霞这样天真地骄傲的农村女青年。只要作家不是不自信地变换角色，以别人的眼光图解现实，评判历史，就有可能显出自己的创作特色，因为敏感点不同，着眼点就不同，个性气质自然也不同，而如果试图游离于不同角色之间，就必然陷入尴尬。总之，作家只要真正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即使痛苦矛盾，也可能曲折地表现出灵魂因困惑、迷茫而挣扎的非凡力量。
路遥的痛苦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生》的结尾部分，作家自说自话，翻来覆去，就像是发生在他脑海里的一场辩论。路遥一方面要高加林意识到，彩虹毕竟不是桥，他还得回到土地上去继续当农民。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能说服高少林，为什么公社社员就该死守在土地上？为什么身为农民，高加林就不能像他在省城见到的青年男女那样，过他所羡慕的城市生活？为什么城里人一出生就有的权利，农村人却一辈子也得不到？路遥自己也不能回答，只能干巴巴地从理想回到现实，按照流行的观念说“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
但路遥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又忍不住抱怨社会，“可是，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
这愿望是路遥的心里话，但又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路遥只得无奈地转过身来劝高加林说，“当然，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
但生活的逻辑胜过苍白的道理，高加林的悲剧不是违规出轨，而是没有道理可循，他实际上一直是在一种荒谬的困境中挣扎的。他有能力，完全胜任工作，却无路可走，只能走后门，受到惩罚。但如果这个社会的干部政策是公平合理的，为什么像高加林这样的人才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事实上，高加林不但进城无门，就连一份乡村教师的工作也被水平显然比他差的人顶替，而且是以乡里决定的名义给取代的。
悲哀的是，你认清了这种现实又不能不活下去。所以。路遥只好借巧珍妹妹的口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这也许不失为一种处世哲学，但对向往幸福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残酷呀，他们的路毕竟还很长，不应连梦还没有做，就要他们接受与生俱来的归宿。仅仅说高加林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是没有说服力的，倒是路遥描写的高加林最后一个举动，积蓄了痛苦的全部力量，使人感到震撼。小说写他扑倒在土地上，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这最后一声呻吟，显示出了连艺术家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精神上的煎熬与挣扎，那根本不是悔恨，也不仅仅是沮丧，而是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活向往的灵魂的彻骨绝望，它让人感觉到，应该羞愧的不是这个年轻人，而是这个不能人尽其才的社会和这种处处人为设限的屈辱生活。
路遥本意上是以柳青为师的，但如果他真的按照这个路子写，他会很快感到遗憾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变化很快，只想追逐生活就会失去自我。但幸运的是，当初推动路遥走向创作的东西一直深深激动着他，控制着他，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念头，也使作品有了独特的光辉。正如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强调的，作家必须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作品的完整性在于作者的生活态度渗透于作品之中。路遥真正敏感和关心的不是历史画卷的完整性，而是社会的平等，公正，人尽其才，人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尊严，路遥特别通过奋发有为的下层青年来展示这一点。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奋斗不是通过不择手段，而是以堂堂正正的品行和才华来证明自己，赢得承认。所以，像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人物，是真正活在作家自己头脑中的，是任何人也夺不去的，读者们只有在路遥作品中才能领略到，这就是路遥的贡献。
人们记住路遥的，正是柳青《创业史》中所没有的东西。它促使人思考，人应当如何有尊严、有美感地活着？这样的内容深深触及人类灵魂生活，因而也自然就超出时代的限制，打动一代代读者，所以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二百年前于连的时代，还是二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还是现在就无所谓了。其实路遥已经意识到并指出过，作家的真正任务就是“编写自己有血有泪的心灵史。”毕竟，时代的“历史画卷”总是要一幅接着一幅变换的，唯有个人的“心灵史”能够穿越时空与千千万万颗灵魂碰撞，共鸣。如今，年青读者对路遥描写的年代已经非常陌生了，但他们仍然为作品中的人物所感动，可见真正写人的灵魂的作品是可以超出历史局限的，甚至也不要求作家有多么趋时的政治见解，正像路遥所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这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如此丰富的心灵体验，并且把它诚实地呈现出来。而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作用，都不仅在于呈现时代画卷，而应当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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