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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解了路遥笔下男性主人公的生活命运和内心世界，你才容易理解路遥笔下的女性。实际上，这些女性形象本来是有些单薄和相像的，比如金秀与兰香分不太清楚，田晓霞和吴亚玲的性格特点有些模糊单一，即使给人印象最深的巧珍，似乎也显得过于单纯和软弱。我们很难像洞察高加林、孙少平那样深入了解这些女性，她们与我们如同萍水相逢，接触过几次，有好感，却并不很熟。但奇怪的是，一旦想起她们，我们心里又会涌起温情暖意，尊敬她们，喜欢她们，希望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性。因为路遥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她们差不多都不俗气，不复杂，心地善良，举止大度，尽管她们的家境普遍不错，地位较高，却能慷慨地打破世俗观念，向通常处于下层窘境的男主人公伸出怜爱之手，特别是她们以女性的温柔抚慰着男主人公易受伤害的自尊心，而又不居高临下。事实上，路遥作品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社会阶层上，男主人公与与他相爱或亲近的女性往往形成“女高男低”的模式。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与黄亚萍，《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与田润叶，孙少平与田晓霞，另外像《在困难的日子里》、《杏树下》等一些作品也都有类似的特点。
这样的结构模式本来是很难处理的，稍一走样就会流于庸俗，沦为闹剧，但是，总体上说，路遥却能诗意地把握，这并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力，而在于他特定的描写角度。因为他笔下的出身贫寒而生性高傲的男性主人公，绝不屑于攀龙附凤，只想以自己真正具有的东西赢得社会的承认，这当然包括异性的好感和爱情。那么作为印证和回应，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必然像光环一样出现在男性主人公周围，不仅带来珍贵的友情和爱情，也意味着社会的某种接纳与肯定。
在《人生》中，黄亚萍就起着这种符号作用。她在中学时对高加林一直有好感，毕业时却不敢有所表示，因为两人虽然相隔不远，但黄亚萍知道这“如同两个世界”。她爱高加林，但还比较现实，不敢为了爱情嫁给一个农民，而当高加林进城后，她就马上表达了爱意。难怪高加林后来质问她，当我是老百姓时，你们哪个城里小姐爱过我？不过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重要的是，黄亚萍始终看重的是高加林这个人，是他的才干和野心勃勃的魅力，而不是门第，职位。所以，当黄亚萍发动爱情攻势之时，也正是对男性主人公自身价值和奋斗成功的某种肯定。至于黄亚萍后来表现出来的浅薄和任性，则显得有些漫画化，作者似乎囿于时代观念，特意要给这个人物一些谴责，其实黄亚萍还算是一个不俗气的姑娘。
下面再谈谈巧珍，巧珍被公认为是路遥刻划最成功的一个女性形象，但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她的善良贤惠、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上，同时也就自然对高加林的野心勃勃、忘恩负义形成了压力和批判。但这也许是个误解和错觉，我认为，高加林从来就没有背叛过巧珍，巧珍也最理解这一点。如果一定要说有过背弃行为，那么这种背弃在高加林承诺巧珍爱情的同时就已经发生了，在两人身体接近的一瞬间精神就在远离了，因为高加林注定要追求那梦一般的非分的东西，而巧珍不能满足他。
值得注意的是，求婚最初是由巧珍主动的，这对农村姑娘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当加林自嘲将来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时，她趁机表白，“你如果不嫌我，咱俩一搭里过”。这是巧珍的心里话，藏了很久，但高加林却感到震惊和意外，从一开始就躲躲闪闪。小说描写高加林这一刻的反应是：他犹豫了一下，轻轻搂住巧珍的肩背，闭住眼睛，觉得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还没到家就已经后悔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亲了巧珍。难道巧珍不贤淑、不可爱吗？不，问题不是这个提法，正像小说里描写的，巧珍的陪伴，反而窒息了高加林的幻想。因为对高加林来说，农村姑娘单纯，也单调，这单调影响他寻梦，“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种事，简单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因为“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所以，高加林当然难以全身心地接受巧珍。
高加林最终和巧珍分手了，受伤害最大的是巧珍，但最不怨恨高加林，甚至连一句埋怨话都没有的也是巧珍，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巧珍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像许多人说的，过于善良、贤惠和顺从吗？我认为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否则秦香莲式的从一而终的观念、追索幽怨的行为，也是中国妇女的传统做法，巧珍为什么没有采用呢？我认为，巧珍之所以没有以怨报怨，是因为巧珍和高加林本质上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寻梦人。
高加林的梦是想进入那个“商品粮世界”，过更有意思的生活，他所受的教育也给了他才能和自信。而巧珍的梦则是想通过婚姻接近“更有意思”的人，也就是“有文化的人”，正像她对妹妹说的，“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所以，她绝不像表面上那样是个完全传统的农村姑娘，事实上她喜爱代表现代文明生活的东西到了天真的程度。她爱高加林会写文章，爱他讲卫生，爱他浑身的香皂味。她还兴奋地听从高加林的意见，像文化人那样勇敢地刷起牙来。因为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文明派头和特权，所以连大字不识的女社员巧珍也刷牙就是出洋相，大家就看不惯。小说写她在屋外刷牙，村里老汉像观察牛犊一样蹲在一旁说怪话：“倒学起文明来了”，“好好的娃咋学成这样”，“翘上天了”。巧珍的父亲羞得要命，巧珍却很自豪，因为这文明行为是亲爱的加林哥哥要她做的，也是她平时心里头最羡慕的。
但对巧珍来说，可怕的是，她所梦想的东西是高加林已有的东西，而高加林梦想和追求的，巧珍却帮不上忙，反而会拖后腿。巧珍完全清楚这一点，所以一直处在矛盾、恐惧当中。她一方面为高加林当了农民而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接近他，还安慰他说，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清楚和理解高加林身上的读书人的清高，竭力想帮助他，成为对他有用的人。她主动帮高加林卖馒头，说知道你怕丢人，我给你卖去，帮高加林解了燃眉之急。殊不知，这样只能使高加林感激她，却无法爱她，反而更会远离她，因为那个卖馒头世界里的一切，正是高加林想要拒斥的。所以，两个人的精神联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脆弱的，巧珍也因而失去自我，饱受折磨，她听到高加林的表扬话就满脸光彩，而一遇冷淡又恐惧猜疑。
巧珍多么想按自己的理想追求生活，但同时又深怀自卑感，明白这只是她的非分之想。所以，当梦醒时分，不祥之兆终于变为现实，她只是难过，却一点也不怨恨高加林，因为她知道这只是一个梦。小说中写道，她清楚，“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而是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她的这个宣判，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当她与忠厚殷实的马栓结婚，最后望一眼高加林的家时，她心里说什么呢？她说“梦做完了”，“她想不到，二十二年的姑娘生活，就这样结束；她从此就要跟一个男人一块生活一辈子了。她决没有想到，她把自己的命运和马栓结合在一起；她心爱过的人是高加林！她为他哭过，为他笑过，做过无数次关于他的梦。现在，梦已经做完了”。
巧珍像高加林一样也是寻梦者，所以马栓又有些像是她的“巧珍”。巧珍在接受马栓求婚的同时，就已经背叛他了，因为她对于爱已经没有憧憬，没有激情了。这里似乎形成了一个链条——马栓想要过传统的生活，所以他追求有传统美德的巧珍。但巧珍羡慕有文化的人，所以她追求有文化的高加林。而高加林向往现代文明，想要靠自己的知识文化在城市争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最终倾向城市姑娘黄亚萍。在巧珍面前，高加林深深地低下了他的头，感到在道德上对自己“仇恨而憎恶”。但在黄亚萍面前，他还是感到令他兴奋和有吸引力，因为巧珍只能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而黄亚萍则“会更丰富，更有色彩”，正是这位城市姑娘代表的城市生活接纳了他，把他引入另一番天地。总之，这些人物同处于一个历史运动中，又有各自不同的位置和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正因为巧珍也是寻梦者，所以她才能理解高加林，始终也不恨高加林，这样的态度显然绝不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就可以解释的。
在路遥塑造的全部女性形象中，相对来说，黄亚萍很真实。巧珍最丰满，因为前者爱高加林的人，却无法爱他的农村户口，这不是个人的俗气，而是现实的写照和辛酸。而后者在传统女性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向往现代文明的年轻的心，她的悲剧也是由此造成的。但在路遥后期创作中，随着对现实的刻划更多地让位于理想的表达，青年男主人公有了更多的圣徒气息，太高尚了，太深沉了，必须假定他的异性朋友也是同样纯洁、深刻，才值得追求，对得上话。那么同样是作为光环或印证，黄亚萍这样的女性显然就不够了，而巧珍则更遥远，所以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有了超凡脱俗的孙少平，也就有了不同凡响的田晓霞。
高中阶段的田晓霞像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吴亚玲，出身优越而富于同情心。但不同的是，她与男主人公有了更多的精神默契，借给孙少平报刊书籍，帮他扩大知识视野。但毕业时，她仍以城里人的眼光怀疑孙少平的未来，认为农村青年天赋再高，最终也得屈服于命运。但以后的交往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田晓霞最终不仅成了孙少平的恋人，也成了他精神成长的见证人。
但是，与《人生》相比，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相爱显然生活气息不够浓厚，真实，甚至有些生硬之感。比如小说描写田晓霞来工地找孙少平，引起了轰动，“楼上的所有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揽工小子孙少平呢？她是他的什么人？”孙少平在与田晓霞的交往上尽管坚持人格平等，但因为让工匠们羡慕不已，而“使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那么虚荣心与自信心之间的界限何在呢？虚荣心需要由别人给予，自信心则吸引别人，这一点把握不好就容易伤害到人物的塑造。类似的情节不只一处，到了第三卷，田晓霞已经成了省里领导的女儿，省报记者，她突然到矿里来采访，矿里干部前呼后拥，设宴招待，对陪坐的孙少平也很客气，以为这个普通矿工真是田记者的亲戚。由于职业的关系，田晓霞很有气魄地说着话，一边还不忘了照应少平，这又是一个巨大反差。小说描写沉默不语的孙少平“心中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一点”。小说是想以此反衬孙少平的真正价值，从社会职业来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矿工，矿里干部是把他当田记者的亲戚才对他挺客气的，还叫他坐陪。但这么一个小人物，竟有这样一位万众瞩目的优秀女性在爱他，抚慰他，并在他们地位最悬殊的时刻倾心相爱，这简直是如在梦中。小说写道：矿上的人们都惊奇不解，在背后指划着他们，“即是大牙湾的矿长知道省上有个女记者爱上了他们的挖煤工人，也会惊讶的。这惊讶倒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这种事向来就很少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
的确，这种事在生活中很少有，在路遥作品中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从局部上看，这样的写法很容易流于灰姑娘式的俗套，但奇怪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恋情却仍能给人以清纯之气，并没有过多的矫情之感。究其原因，我认为，田晓霞这类女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固然令人怀疑，但她们在处于下层而又年轻有为的男主人公的目光中和想象中却真实存在。这是特定视角中的女性，许多复杂的东西被略去了，所有的富家女都有一颗好心，她们的温情，善良和超凡脱俗成了最被看重的东西。所以，她们尽管单薄但却美，阶层的不同也更加重了她们评价的份量和爱情的可贵。比如田晓霞对少平的看法，就起了印证和注解作用，小说说“她喜欢孙少平的正是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她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这与少平自己对苦难的看法显然达成默契，形成呼应。
很少有别的作家像路遥这样把爱人理想化，把爱情神圣化，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底层生活，对伤害非常敏感，对温情也就格外看重，正像《在困难的日子里》所说的：“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和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应该珍惜这种美好的人情，并以同样高尚的心灵给予回报。”而最稀有、最撩动人心的无疑是不同阶层间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它因为要冲破世俗观念的壁垒而显得与众不同，因为爱对方的内在品质而更显其纯真、美丽和勇敢。这样的爱情在现实中很容易被击碎，但在艺术中却显得不朽。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尽管作者对冬妮娅后来的生活道路有批判之意，但出人意料的是，读者们却不愿鄙薄她，他们记住的只是冬妮娅的纯洁、优雅和温情。孙少平读这本书的反应和其他读者一样，也是很快就在该迷住的地方被迷住了，他“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因为这个“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爱穷人的儿子保尔。高尔基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也有类似的感受。一个饱受欺凌的小学徒，得到一位美丽、高雅的年轻夫人的爱怜垂顾，她丰富的藏书让他“懂得了另样的生活，另样的人们和另样的感情和思想”，他爱夫人如同女神。据说高尔基成名后还打听过这位夫人的下落。不管她实际上是什么人，有什么复杂经历，但她曾经那么美丽、温情地影响了一个贫寒少年的人生和精神世界，这就是生活中诗意的时刻。
路遥理想中的爱情，正是这种诗意的显现，它即使偶尔成为现实，也必定会因在生活磨砺中接受考验而发生变形，但这已经不是路遥关注的内容了，所以，他的作品中很少描写不同阶层的青年男女相爱结合后日常生活会怎么样，他感兴趣的是他们超越世俗，试探着相互接近的美妙时刻，是来自下层的青年人如何靠着自己的才华、品格征服了更高阶层异性的芳心。他们当然也有点虚荣，但行为不失高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并不想攀附谋利，更不会狐假虎威。也正是由于爱情的奇遇，他们眼中的严酷世界才显出了温情的一面，冰山化了一角，支持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并奋斗下去。
在《平凡的世界》中，巧珍这样的人物不见了，但似乎分散到几个女性身上，比如田润叶对少安不变的痴情，金波妹妹金秀对少安的近乎崇拜的爱，都能见出巧珍的影子。特别是秀莲，她当初也是因为喜欢少安身上那份同乡小伙子没有的内涵精神才嫁给他的。但秀莲似乎是巧珍的延伸，人物形象更真实，丰富，也更生活化。她一旦生活起来，非常务实，像巧珍帮高加林卖馒头一样，泼辣能干地帮少安发家致富，她婚后疼丈夫，有偏心，闹分家等，也都符合农村妇女身份。
郝红梅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女性，但并不俗气，反而叫人同情。她像少平一样天资聪颖，家境贫寒，但她只想通过婚恋改变命运，利用自己的条件争得较好的生活。所以她轻易地退出了孙少平的视线，不是因为她穷，而是因为缺少精神上的吸引力,但郝红梅与顾养民的恋爱也注定不能成功。毕业后，她甚至沦落为一个摆小摊，奶孩子的农村寡妇，幸亏后来开汽车的老同学田润生帮助了她，与她组成新的家庭，这在高中时不可想象，现在对郝红梅来说就是高攀了，命运真是令人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路遥笔下的恋情，当男高女低的模式时，常常会导致悲剧，郝红梅与顾养民的关系是这样，《姐姐》中姐姐与回城知青，副省长的儿子的恋情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路遥笔下，女性即使世俗，一般也只是平庸，够不上丑陋，如《平凡的日子》中的跛女子侯玉英，也痴痴地欣赏孙少平。而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向现实妥协，叫人寒心，像《风雪腊梅》中的情人康庄，为了能当上“公家人”，情愿把女友琴拱手让给地区领导的儿子。《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小芳的男朋友薛峰也是热衷于钻营上层，诗才逐渐枯竭。
与生活的复杂相比，艺术宁愿描写的空灵些，也要美，宁愿抵牾现实，也要留下梦想的空间，那种为丑而丑的东西，会让作者和读者都陷入困惑的，所以，正是路遥对那些女性形象的诗意的想象，唤发了她们身上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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