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生活毕竟不是只供人观察的，也是要人认认真真去过的。贫穷固然不容易压垮一个年轻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但“上进”这个词除了个人精神追求的含义外，也还有要求得到社会承认的一面。人群熙来攘往，境遇各有不同，在复杂、变动的社会上，你凭什么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从一个阶层跃入另一个阶层？别人又凭什么对你高看一眼，欣赏你，尊敬你，器重你？人生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以获得自信，所以，即使在最纯洁的自尊心里面，必定已经包含着必须为自己奋斗的行动和打算。
任何人都要面对这类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路遥笔下的年轻主人公。无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大都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出路很少，在一个城乡差别巨大、阶层等级分明而又很难自由流动的社会里，这样的人生出发点是多么不利。
但是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城市、乡村又远不是隔绝的，正像路遥在多次讲话中所说的，由于农村教育普及，城乡之间相互渗透，已经构成了一个“交叉地带”。路遥在这里特意用了“交叉地带”这个词，他认为今天的许多农村知识青年就像他一样，既带有“农村味”，又带有“城市味”，虽然身在农村，却已沾染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但问题是，这种城市化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新生活的坦途，反而可能会带来更深的挫折和失望，许多人生悲剧也正是由这一交叉地带而产生。
我们还记得《人生》中高加林第一次进城卖馒头的情节吧，他一个馒头也没有卖出去，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吆喝。等到了县文化馆阅读室，小说形容他却像回到家一样，重新回到了“报纸的世界”，立刻把眼前的苦恼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他从初中就养成了看报的习惯。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高中毕业回乡后最不能忍受的，也是“再回到没有报纸、书读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农村青年，显然是过去没有的。
学习成了农村知识青年与外界心灵沟通的重要管道，生活越是贫乏，他们就越是如饥似渴地汲取外部世界的每一点信息和养料。课堂和书本不但给了他们知识，而且融入他们的生命，为他们撑起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使他们虽然身处闭塞的乡村，心却能够在远方的城市和更遥远的国度飞翔。小说描写高加林上高中的时候对国际问题曾非常热心，拟了几个研究题目，诸如“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相互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着实把同学吓了一跳。而孙少平与田晓霞精神联系中很密切的一点，就是田晓霞经常给他带来当时只有县里干部才能读到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这使他的兴趣和思考视野远远超出了他们村，他们县，也超出了国界，在这一刻，他的心智是自由的，高扬的，他既感到脱胎换骨又刻骨铭心。
对知识的占有，开阔了这些农村青年的心胸；而占有知识的高傲，也改变着他们的思维，心态。而且越是聪慧有为者，这种改变就越明显。由于有了知识，他们在潜意识里就与农村划开了一道界线，因为农村不仅意味着环境艰苦，物质匮乏，而且意味着生活简单，文化落后，这对心里装下天下大事，在书的世界里周游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当然，按户口所在地来说他们仍然是农村人，但从心理和生活方式上他们已经接近于城里人。他们的社会职业仍是农民，与祖辈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言谈举止，思想情感，就像《人生》中讲的，“已经有了一般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所以，当巧珍的父亲，村里的富户刘立本，以为高加林和巧珍谈对象是高攀他们家，高加林高傲地反问道：“谁高攀谁”？
《人生》中有一处描写耐人寻味，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位子被村支书的儿子顶替了，他很愤怒，又很无奈，下地干活时不但用死劲，而且穿着故意是全村最破烂的，还系了根草绳在腰里。这是为什么呢？小说用了两个字，“化妆”，说他是特意要把自己“化妆”成农民的。可是高加林明明就是农民，难道还用得着“化妆”吗？但正是这两个字极其传神地刻划了高加林的微妙心态和尴尬处境──他虽然身心智结构，知识似乎已经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本来是应当生活在城里的，他既胜任工作，也更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且对农村的封闭、落后有清醒的认识并抱以同情。但不幸的是命运又把他抛回到他思想意识上自以为已经脱离的地方，更不幸的是，连一个能够发挥脑力劳动长处的、近似于城里工作的民办教师的位子都不可得。所以他埋头干活，穿着破烂，表面上是向命运屈服，实际上是在向环境示威──看看吧，全村一个最有文化、最有头脑的人，如今却穿着最破烂的衣服，干着最苦、最单调的活。而在这种自虐行为背后，隐藏着的是自怜，自傲，自我欣赏和自我放纵的复杂心态。所以，叫高加林向一般农民看齐，他无论从衣着上和心理上都是需要“化妆”的。
让我们再看看高加林是如何对待“乡巴佬”这个词的。当他夹在进城赶集的乡下人中提着篮子去卖馒头时，他痛楚地想到什么呢？他感到自己像一个上集去卖蒸馍的农村老太婆一样，“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最敏感和辛酸的是，尽管他心理上拒绝承认，但别人总是把他当做是“乡下人”，这种社会身份与自我认知的错位成了他内心的伤口，一碰就会流血。在城里碰到当门市部主任的老同学张克南和黄亚萍，张克南出于好意想帮高加林，但他只说了一句“唉，现在乡下人买一点东西真难”，没想到就把高加林给得罪了。而在机关大院掏粪时，高加林听到别人嫌弃他们是“乡巴佬”时，他又是鼻根一酸，受不了。
高加林他们的这种自卑感，不是来自于个人能力，学识和人品，而是来自于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来自于酸现实。特别对高加林来说，他对城里人轻视“乡下人”的心态不是单纯的愤怒，而是夹杂着对自己命运的不平和悲哀。他明白，是身份，身份压抑了个人。小说描写他受辱后拉着粪车，泪光闪闪地走在夜晚寂静的城市里，心里想，“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所以，当时过境迁，地位转换，高加林成了县里的新闻干事后，他就不再忌讳老同学黄亚萍嘲笑他“乡巴佬”了，反而高兴地说，“乡巴佬就乡巴佬，本来就是乡巴佬”，在这种态度的转变中有某种如释重负，苦尽甘来的感受在里面。
从农民奋斗到吃公家粮的“公家人”，从被村里干部欺负，到在县上工作赢得上上下下的好评，高加林在这条路上的辛酸是城里人黄亚萍很难理解的。不过，黄亚萍敏锐地感觉到，在高加林身上有某种咄咄逼人的东西，他既真诚，又阴郁；既坚强，又固执；既有才学，又有些野性；既叫人欣赏，又叫人害怕。总之，正像黄亚萍一针见血道出来的，高加林既像保尔，又像于连。
的确，高加林身上有某些于连式的影子。当他在村里受到欺侮时，发誓一定要离开高家村，将来在精神上、社会上和他们比个高低，恨恨地表示“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当德顺老汉责备他抛弃巧珍是“把良心卖了”时，高加林沉默半天，叹口气说，“你们说得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
作为农民的儿子，在职业即身份的社会里，高加林生错了地方，正如法国的于连生错了时代。他感到压抑，愤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以至像小说中讲的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到此为止。实际上，高加林与于连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于连属于成人世界，他是怀着仇恨生活的，他玩弄爱情，戏耍贵族，报复社会，不择手段。这个人物之所以不是个“小人”，就在于他实际上是有原则的，他的冷峻魅力来自于他对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至死蔑视，所以他最后高傲地拒绝营救和忏悔。而高加林也同样高傲，愤懑，但他属于青春世界，他是始终怀着爱去面对生活的，相信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改变命运。高加林在黄昏中眺望灯火闪闪的县城，怀着年轻人的憧憬，“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一面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我记得巴尔扎克《高老头》中有个乡下来的贫寒青年拉斯蒂涅，他本来也善良纯朴，但在浮华都市里变得心像于连一样硬了。小说中描写他最后贪婪地望着灯火辉煌的浮华都市，冷冷地抛下一句话，“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而高加林不这样，他的血始终是热的，心是软的。还应指出，从农民转为干部，这一命运的转折，并不是高加林不择手段活动的结果，而是机缘凑合，使他在社会不正之风中恰巧成了一次受益者。在这之后，高加林以热诚投入工作，以才干独当一面，很快获得上上下下的好评，他的吃苦精神显然更像保尔。
实际上，路遥笔下的人物备感压抑和伤痛，但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天真和纯洁，他们被伤害的高傲的心，似乎总是高傲到最终不可能被伤害的地步。这样的人物在路遥作品中比比皆是，在短篇《痛苦》中，大年和小丽相爱。但小丽考上省里大学后，就抛弃落榜的大年了。但大年仍然忍着痛苦帮助小丽的母亲(一个寡妇)种田。第二年，大年考上了北京更好的大学，他去找小丽，但走到校门口突然问自己，我来干什么，“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结果，在内心的自责中，“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伤害不再成为伤害，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最后，大年亲切地给小丽寄去一包家乡的南瓜子，就悄然离去了。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是尖子班里唯一的农村学生，常常受到伤害，但是心灵始终不被扭曲。班里县武装部长的女儿吴亚玲聪明，漂亮，善良，与郑副县长的儿子郑大卫似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走在一起，光彩照人。小说主人公产生了嫉妒心理，但刚刚冒头就感到羞愧，自责说“诅咒美是一种可耻的情操，我不该低下到这种程度。”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种磐石般不可动摇的真诚和善良，正像前面那位农村中学生，虽然受到伤害，但他的反应仅仅是：“亲爱的同学们，我并不奢求你们的友爱，但你们也让我平等地生活在你们当中吧”。
面对现实，路遥笔下人物甚至采取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这就是，他们高傲地只想以自己的才华学识和高洁品格证明自己，吸引别人，打破社会阶层间的迷障。他们虽然贫困，却从不失去尊严；他们虽然身处底层，行为却绝不卑鄙；他们实际上必须有求于人，却仅仅想以自身具有的东西让别人( 通常是更高阶层的人)心悦诚服，拱手相送，最终承认和接纳他们。他们真诚地这样认为，也真诚地这样坚持。所以，他们不会低声下气，不会走旁门左道，不会发泄报复，身上甚至也没有农民式的狡黠。在他们的价值天秤上，不是人的身份、权势，而是人的内在品性和才学才是最值得追求的，美的，高贵的，正像叔本华说的，这样的人天生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比如在短篇《生活咏叹调》中，一个井下工人与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萍水相逢，他们的社会阶层似乎有所不同，但井下工人的谈吐和气质让女护士着迷。他们谈人生，谈文学，谈托尔斯泰，结果，井下工人的知识教养很快就把两个人的阶层差别给抹平了，女护士的爱意油然而生，说我没有猜错你，你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我指的不是劳动模范。而井下工人则说了一句点题的话，他说，我们虽然在地下工作，但内心世界并不狭小，甚至我敢说，在外人不太知晓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这个评价可以用来概括路遥作品中所有这类主人公。他们都保持着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而且坚持仅仅以此面对人生，同时又期望最好能两全其美，既做精神上的智者，又做生活中的强者。显然，这是像梦一样的非分的东西，它飘荡在路遥笔下，既决定了其作品内涵，也赋予了其诗意的品格。它非常的轻飘，却又异常的厚重，足以支撑起一个人的精神信念，叫人读后久久难忘，因为它的飘荡是有方向的，挥挥洒洒是有光彩的，它把我们引进一个仿佛是梦中的纯洁的世界，那里展示的不是庸常的生活，无奈的堕落，而是人性的奇迹。而这点梦幻般的光耀，是在其他一些作家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