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的断裂
去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做《断裂中的传统》。一些朋友、读者、学生都刻意地追问怎样理解这个“断裂”，有的报纸作大版的访谈，也要刻意提到这个问题。
书中讲的是一个比较思想性的题目，不过“传统”的“断裂”也有很多外在的表征：
1．首先是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开始于隋朝，大盛于明朝。1905年，慈禧太后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奏请，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科举制对于传统社会(西方人称之为“儒教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变故。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腐儒误国”，电影电视中出现的儒者都是一些言必称孔孟、不谙时事的迂腐之辈。而实际上，历史上的儒者差不多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儒家作为“精英”首先与政治权力有关。“经所以经世”，儒者首先是“治国平天下”的角色，怎么会迂腐？远的不讲，在《雍正王朝》中谁人可以称之为“儒”？当然不是那个被作贱的令人作呕的曾静，也不是那个喜欢较真的孙某人，更有资格称得上“儒”的是帮助“四爷”夺得皇位的那位邬先生。当然，人们会认为他只是一个权谋之士，似乎距离通常所理解的“儒”的形象太远。可是人们忽略了，他在权谋之外，还有饱读诗书，深谋远虑，进退有度的一面。并且他的权谋与四爷等人不同，四爷等人的权谋首先是为了个人的权力，邬先生的权谋则更多的包含了治国安民方面的考虑；并且，他的权谋关涉到“利害”，但是并不关涉到“阴损”。“利害”是一个政治概念，“阴损”则是指缺少必要或必备的伦理原则。雍正得位后，他远走他乡，但还是插手为雍正摆平了几件大事，这几件大事都是关涉到国计民生。当然，这其中有神化的一面。就近代而言，“大儒”首先是曾国藩、张之洞这些人。
历史上的儒者也确实有迂腐的一面，举个例子：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皇帝征求诸大臣的看法，大儒刘宗周说：“陛下心安，则天下安。”这句话本来很重要，但中国人讲“心安理得”，对于皇帝来说，“心安理得”的前提是政通人和，现在烽烟四起，还讲什么“陛下心安”？所以皇帝感叹道“迂哉！”
说了这些，决不是让人们把儒家理解为权谋之士，实际上在后来的发展中，权谋更多的是与法家和兵家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儒”的作用更与文化品位和价值信念有关。这一点更具有超越于时代的恒久价值。我们说一个人“儒雅”，是说他表现出一定的风度与教养。说一个人是“儒商”，也是说他具有比较高的教养与素质，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儒商”这个词今天用的太滥，几乎失去了意义。哪里有那么多“儒商”？完全以外在的成功为标准，对于“为富不仁”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与尺度，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现象。
传统社会讲“天、地、君、亲、师”，其中“师”(老师或教师)的身分，与儒家的关系最为直接。“师”也与政治有关，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的自我定位可以表述为“帝王之师”。这里所谓“帝王之师”可以是指某一个皇帝的老师，像翁同NFE26，他是光绪的老师，在很多电影中都出现过。电影中把他处理的太迂腐，实际上不尽然，他是一个维新派，曾支持康有为的变法，因为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够亲政。他也支持洋务运动的领袖张之洞，但是和李鸿章合不来，主要的分歧在于对外是主战还是主和，翁始终是主战派。后来被慈禧太后罢免。他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帝王之师”又不限于某一个具体帝王的老师，也可以广泛的理解为是用自己的思想主张去影响和限制帝王。上面说到的《雍正王朝》中的邬先生就是“帝王之师”的一种类型。因为儒者认为自己是代天立言，而“天道”高于“皇权”，“道统”高于“政统”。至少在理想的层面是这样。这种对于皇权的限制有时是表现为灾异说，但是也不尽然。
“师”的身分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私学的兴起或者更早，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确实与科举制关系密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俗语，诸如“头悬梁，锥刺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都与科举有关。曾经是多少代读书人的人生理想。“金榜题名时”今天仍然重要。当时的官学、书院、私塾，都是与科举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制的废除，不仅阻塞了通过阅读儒家经典(首先是“四书五经”)，科举中第，进入朝廷，参与政治这样一个途径，而且事实上也砸了许多儒者的饭碗，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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