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经济生活日见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元，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元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每个“等成年人”每月16元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另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年—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工资为15元8角；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元5角。此外尚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4—5口人，以两人同时做工计，一般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年工资约为336—384元，加上奖金和津贴部分，年收入估计在400元左右。而当时中国城市底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元2角。照这样看来，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的日子也算是滋润的了。
但赵平复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亏空的日子还是经常有，一遇到经济拮据，都是鲁迅帮他解决。翻检《鲁迅日记》，鲁迅就曾五次借款给他，合计达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除非是赵平复主动归还，否则他是不会开口索要的。
从没出过远门的“西哥”到上海来探望弟弟了，告知他家里的一切情形，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陪着兄长在上海玩了八九日，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给父母买了葡萄酒，给妻子买了法兰绒衣料和花帕，还给儿子买了皮书包和乳粉，都托兄长带到乡下去。
很快就到了他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本来把吉期定在了十一月的初一日，因一些杂事缠身，他到家已是十一月初四日。尽管错过了吉期，家人还是很高兴。他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坐在儿子从上海买来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把木质朱漆藤座靠背摇椅上，心疼地说，人来了就好，何必买这么考究的东西，路上又不好带的。在老家住了四五天，他又匆忙赶回了上海。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那个山海之间的小城了。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是来年二月的一个深夜，我们年轻的主人公饮弹十枚，倒在了上海龙华的荒场冻土上。他在东方旅社被当局拘捕前的二十四小时，据说是这样度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