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杂志，搞出版，社交，写诗，给人的感觉好像邵洵美有着用不完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事实上他也一直靠金钱支持着这所有的努力。结果是他用光了他所有的资产，战争还没结束就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穷人。这时候他想起早年一个算命的说他四十岁后会有大财运的话，真是命运无情的嘲讽。
解放了，他自愿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缴了他的印刷厂和所有的印刷工人（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然后他来到北京，先是住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旅行社，后来在景山东大街租了一处幽静的平房住下。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外翻译，稿酬每月二百元，可先预付。据说这差使还是夏衍举荐的。当年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大约是1928年他办“金屋书店”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的，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回来，生活无着，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接下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游记》后，即拿出五百元付给了沈。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在北京，邵洵美受到了旧日一些知交的热情接待，本想多住些时日，但北方干冷的气候使他的哮喘病发作，不得不返回了上海。朋友贾植芳记述了邵洵美南归后不久出现在南京路一次酒宴上的样子， “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着，神情却又是泰然的。
那段时间的四川中路上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印行过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书，大半属于第二国际的人物，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批评，这家短命的书局很快就消失了。有传言说书局的出资老板就是邵洵美。
这么磕磕绊绊着到了1958年，邵洵美的麻烦又来了。先是隔三差五被叫去问话，审查，后来干脆就拘在了狱里。战乱时他在屯溪的三五个月的停留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他讲清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有没有为军统工作。还有他在欧洲时和张道藩、谢寿康（曾任国民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结为把兄弟的事，也都一并抖了出来。这些问题不说清，他就免不了潜伏特务的嫌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回家。
城里刮起了集体化的风，让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从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