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19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载运军火的卡车和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军志愿航空队战斗机正在昆明市郊结集，沿着滇缅公路潮水般涌入昆明的难民和从沿海城市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在街头拥来挤去。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黄带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宋哲元将军不战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让，蒋委员长也弃都西窜让石头城里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他还将在中国西南的山地间漂流多久呢？
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八十出头的老父不解其意，蒋梦麟如是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话是这么说，他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有梅贻琦、张伯苓等分担联合大学的职责，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合与激荡，在《西潮》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1943年春天的蒋梦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历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
在《西潮》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新的物质为先导的西方文化涌入，现代性与中国遭遇时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处两片水域交接线上的壮阔而复杂的景象。在蒋梦麟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与救亡、外患与内忧纠结下的中国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让时代潮流中的人们体验着惶惑与向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实践、激进与保守之间种种的冲突，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真实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与痛楚。
“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蒋梦麟在这本名之为《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数年前在南岳衡山（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所经历的一次日出：
那个像橘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
他把这看作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