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在当时北大的一系列官方组织系统中，蒋梦麟除了担任总务长，还兼任了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修改预科课程委员会委员等职。尤以总务长一职，自北大改组后头绪繁多：“所有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而取决于总务委员会。”蒋在北大充当着实际管理者的角色，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取得的成就，实际上都有蒋的一份功劳和苦劳。正如他晚年在《新潮》②中所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禀承着蔡元培的民主精神，努力在北大推进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的实现。多年以后，曾经协助胡适出掌北大的傅斯年这样对胡适说：“论学问我与蒋梦麟都比不上您胡适和蔡元培先生，但论起办事的能力来，你们两人则不如我和蒋梦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是您的一条狗，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一条狗。”
当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时，蒋梦麟再度代理了北大校长。这个时期他还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对他在北大的业绩大加赞赏，甚至勉励他“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但外部的政治环境依然险恶叵测，学校经费还是常常无处着落，1923年9月，北大的秋季开学典礼上，蒋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维持北大的生命，以使之不被中断。这一年适值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学生干事会准备隆重庆祝，蒋写信劝止：时局维艰，国将不国，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余月，学校势将破产，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何从出？还是算了吧。“盖处此时艰，学校生命岌岌可危，吾人愈当利用光阴于学业上，而做事与欢腾，不妨留待异日。”
而此时的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
“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一位美国外交官问他。
“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蒋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