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北京高校的数百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下来到教育部，要求发给欠薪。教员和学生联合起来，强迫教育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到总统府时，大群武装宪兵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倒沟里，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三”事件，这一事件十足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坏教育、摧辱民权之铁证，一时引起“京中无教育”之叹，马寅初还为此绝食。
对此，蒋梦麟只有徒唤哀叹：政治腐败，我们哪里能不谈政治；既谈政治，教育界哪里能不遭政客的摧残、仇视、利用？……设备要有经费去办。学术上的导师要有经费去养他。没经费怎么办得动？设备不全，人才不够，哪里配讲学术！
一天，他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老教授对他讲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和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要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过后不久即是端午节，焦头烂额的蒋邀胡适同往西山散心。胡适注意到，蒋的脸色不太好，“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他们在八大处下的西山旅馆里消磨了三个多小时，也算是暂时抛却烦恼寻得半日快活了。蒋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胡适纠正说：“梦麟你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两个教授叹息了一番，怏怏下山。
1923年9月10日，蒋梦麟在新学年的开学辞中如是向全校师生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还垫出了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
蒋梦麟的出生地余姚是越州八府之一，所以蒋也算是个绍兴人，绍兴人的治事功夫和办事谋略还是了得的。五四之后，实际上就是蒋梦麟在主持北大（蔡复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当作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磕磕绊绊。议会腐败，军阀内战，学潮蜂起。经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