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5月4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不久，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局势未明，他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声明。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他们陪同大师去马利南路的孙公馆拜访孙中山先生，自民国七年起移居上海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研究的孙先生谈《建国方略》大要时说的四个字“行易知难”，才忽地让蒋的内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自清室式微以来，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之士，但像孙先生这样真正能够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何其少也。而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该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著名学者（清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已成为中国学统之主流的浙东学派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他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据说蔡元培年轻时锋芒逼人，生于报仇雪耻之乡越地的他有这性情也很正常，倒是他后来的冲淡和虚怀在人格上显得过于的理想化而让人少了亲近之感。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后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说到激烈处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某人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件事由蒋梦麟亲笔记述，当不谬也。但蔡元培自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表现出了难得的虚怀若谷和兼容并蓄，在这个被权要目为“不会干事”的新校长的主持下，北大校园内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蓬勃一时：文科学长陈独秀沿袭他主编《新青年》以来的思路，亮出“德先生”“赛先生”这两把在他看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利器；“我的朋友胡适之”正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做着文学革命的实验，梦想着用白话文PASS文言文作表情达意的工具；辜鸿铭先生正拖着他稀疏的辫子在未名湖畔讲弥尔顿和济慈；而蔡本人也正在推进以美学代替宗教的计划。在这个人间乐土，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着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士并坐讨论同席笑谑，这情形很像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