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林知兵的处分也撤销了，是因为那个日本女孩到北京澄清了非礼事件，原来她也不知情，完全是他父亲一意孤行，存心诽谤，可惜林知兵带着那么多遗憾走了，再也看不到这平反的一天了。”
我除了哭，什么也不会做，不会说了。
周明烈递给我毛巾，拍着我的肩膀：“小施，对不起。我在你和知兵的这份感情中间设置了障碍，让你们始终没能把话说开，我也不知如何补偿，只能为你争取了这个上学的机会，再把他挚爱的这些东西交给你保管，知兵没有亲人，他把部队当家，把我们这些战友看成亲人，我想，我今天做的，也是他的愿望。”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周明烈道：“在你们那一拨兵里，你是最有前途的，希望你学业有成，成为一名优秀的特警。还有，如果有天你不方便保管，把这个箱子再交还给我好了。”
我已经走不出去了，在他的房间哭了很长时间。
周明烈大队长走后不久，父亲在和病魔搏斗了一年后终于辞世，强烈的痛苦和深深的遗憾，同时在我心里压抑着，我既不能让悲伤的妈妈再来分担女儿的愁苦，也不能将心事说给战友，其时已接近崩溃。我的心态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一线。
我几乎记不太清楚，在军营最后的四年是如何过来的了。只记得我在战友中口碑坏到了极点，我原来就不爱讲话，那时就变成没话，情绪却极其冲动，一点点小事都可能翻脸。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全情投入，异常拼命，为了冲在前边，我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人人觉得我是为了名誉在博取风头。伴之而来的是我不停地受伤、住院，而这其间，到底什么时候提的干、立了多少次功，受了什么奖，我统统都不记得了。
我只在乎那只箱子。
有一天，于晓梅和程垦表情严肃地来到我房间，她们拿出一样东西，是我刚刚得到的一枚军功章，她们告诉我，这是清洁工从垃圾箱里拾到的，我竟然把奖章扔在了垃圾箱中！
她们指责我，两张嘴一齐动，我一言不发；她们批评我，言辞激烈，我一脸漠然。再后来，她们也觉出我的异常，坐下来开导我，她们整整陪了我一下午，到了晚上，我开始流泪，我们都没去吃饭，晓梅买了些啤酒。我终于说出了隐藏心底的痛苦，我说，在我的潜意识里，就是希望我会有一天，在战斗中死去，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
世事往往这样，无论有天大的事，如果肯说出来，有人分享，痛苦就会变轻，再激烈的感情也不过如此。当我终于有所解脱时，我已经是连职，在一次训练中，为了保护新兵，我从四层楼处摔下，踝关节粉碎性骨折。腿是接上了，可是基本废了我的童子功，我再不能做任何剧烈的动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