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作为学者的胡适
我认为，胡适首先是一个学者，所以我把评估他的学术成就列为第一项。这里用“评估”二字，似乎夸大了一点，只能说是我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学者和思想家往往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为二，是不得已之举。其间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我不是写《胡适传》，我不想把他的学术著作一一罗列。如果举书名的话，也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想把他的学术著作粗略地分为六大类：
(1)早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
(2)整理国故和《国学研究》；
(3)以《说儒》为中心的《胡适论学近著》；
(4)关于神会和尚的研究；
(5)关于《水经注》的研究；
(6)为许多旧的长篇小说写序、作考证，一直到新红学、《白话文学史》和《哲学史》等。
这六大类约摸可以概括他的学术研究范围。
我对以上六大类都不一一作细致的论述和分析。我只根据我在上面划分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阶段时提出来的三条线索或者三条脉络，来笼统地加以概括。第一类中的三篇文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它们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吾”、“我”、“尔”、“汝”这几个人称代词。汉字是没有曲折变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样。在西方语言中，人称代词有四格——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受事格——从字形上来看，泾渭分明。而汉字则不然，格变只能表现在字变上。这一点很容易为不通西语者所疏忽。胡适至少通英语，对此他特别敏感，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胡适自己说：
我那时对归纳法已经发生了兴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经知道了“归纳法”这个词汇了。同时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作比较研究的知识而受其实惠。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认识。
谈到国学研究，先要澄清一个误解。我往往听到有人怀疑：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会一变而整理起国故来?这是不了解全面情况的结果。胡适说：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
(1)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
(2)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3)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4)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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