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学术界的公言，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汪荣祖先生在《史家陈寅恪传》中再三强调这一点，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陈先生的考据之学又决不同于我们经常谈的考据之学，它有它的特点，这一方面出于治学环境，一方面又出于个人禀赋。寅恪先生有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博通经史，泛览百家，对中国学术流变，了若指掌。又长期留学欧美日本，对欧美学术，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赋聪明，有非凡的记忆力；观察事物，细致入微。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在他的考据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具体地说就是，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乾嘉考据学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考据学的新方法。融汇中西，一以贯之。据我个人的体会，寅恪先生考据之学的独特风格，即在于此。
中国的考据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在学者之间，虽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上也是这样。详细论述，请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什么叫考据(或证)学呢?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
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钱穆在“学术史”第四章讲顾亭林时，对考证学作了细致的分析：
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亭林宗传。抑亭林此书，不仅为后人指示途辙，又提供以后考证学者以几许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而辨其流变，一也。(中略)其次则每下一说，必博求佐证，以资共信，二也。《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谓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此又以后考证学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乾嘉考证学最要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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