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知道江青这个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当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新华日报在民生路营业部门口，贴了许多照片，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就有江青骑马的照片。后来，有人告诉我江青过去叫蓝萍，是电影明星。不过，蓝萍在重庆，似乎不如白杨、黎莉莉、舒绣文、黄宗英那么著名，好像比后起之秀的张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没有听到过别人对她有什么恶感的说法。旧社会炒作的电影明星很多，无非就那么一回子事。重庆解放以后，我就听到人们对江青有些议论了，有人说她“不配”，说她在上海时生活上腐败。我还说过电影明星嘛，哪能用“贤妻良母”、“从一而终”去要求。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传说江青招待了文艺界的老人。招待会上，江青对毛主席的称谓左一个“我们家老爷”，右一个“我们家老爷”。我听说后，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称谓有失检点。但又觉得人家家里的称谓嘛，多管闲事干啥，也许是一种“谐用”、“戏称”，不必鸡蛋里头去挑骨头。在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奉命搞了那个对黑旗军和武训情况的对比调查。说实在的，我还真同意她的意见。虽然我对武训原来是有好感的，我是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陶行知是提倡过武训的兴学精神的。对批判《武训传》，我有三点疑问：一、提倡武训的兴学精神，跟提倡全盘学习武训，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统治时代，要兴学就要靠有钱人，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有钱人当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参加黑旗军一条道路才算好人?三、赵丹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进步演员。这一批判，使他们好像还不如有的政治立场反动、没有演过《武训传》的人们了，这样公平不公平?我这些心里头的话在一定场合是说过的，但是当时既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后来涉及到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满意。然而，对电影中赵丹表演的“三个钿，打一拳，两个钿，踢一脚”，我还是感到不恰当的。真正对我的上规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说话得罪了一个领导同志。当时还出了一个典型——刘介梅。刘介梅幼小时穷得叮当响，靠党的阳光雨露成长，却“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忘恩负义”。但他们批我时，总算一箭中“的”，我被称为我们那个单位的刘介梅，“入了彭德怀的花名册”。直到1979年我进入中纪委工作后，那个单位才主动发文件给我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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