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是长期搞纸纸片片的，工作当中，习惯作点记录，搜集一些材料。当时不能记的，就在脑子里有意识地多过几遍，狠记一些重要事实和情节。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仍当选中央纪委委员，那是因为我的生日是8月20日，还未跨过六十五岁。会后不久，我就超龄了，退居二线了。这使我有时间来思考问题，进行写作。写出了初稿，我把稿件送给王鹤寿同志。因为只有他了解全部情况。老人家很高兴，以年近九十的高龄，白天在办公室看稿，晚上还装进皮包里，带回家去审阅。他看得很仔细，甚至把稿件中有笔误的字和标点符号，有的改正过来，有的打上疑问符号。但是对于文稿的内容，他却不改，而是在旁批里写上意见。最后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但体裁上很不得体，如发表，尚须大的修改。”遵照他的意见，也参考别的同志的意见，我把稿件从头到尾改写了两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多次去中央纪委机关鹤寿同志处，讨论稿件中的一些问题。我与他有时也有不同看法，有时还有激烈争论。好在相处十年了，我跟他是争论惯了的，他从不因此而不理睬我，我也从未因此而有什么思想上的芥蒂。鹤寿看完最后的稿件，对我说：“可以了。这样的东西，可能出版机关、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斟酌。在我们这里，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鹤寿同志很赞成我的这么一个作风：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哪怕是在某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偏听偏信了某种传闻，也要予以说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为坏事辩护”、“为坏人说话”的帽子。但对一件事情弄清事实以后，则应允许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进行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对当时的形势会发生过头的、过“左”的估计，曾有一些人一度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毛主席。我却坚持说，过头的、过“左”的估计，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不止毛主席，还有别的中央领导同志
估计得更过头、更过“左”。我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争论来争论去，大家有点动感情。后来一查，我说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又例如对江青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谈，我也予以澄清。在我与鹤寿同志之间，也多次发生过争论，有时候老人家发了急，赌点气，我还是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直到事实弄清为止。有时候我记忆有错，我就认错。这部书的初印稿出来以后，有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为了维护领袖而在叙述事实上有隐笔、曲笔之处。我答复，我是尽量地使之符合事实的，至于对事实怎么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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