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是王鹤寿同志。其办公室的负责人虽有好几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刘鸣九同志。刘鸣九同志主要是不时地询问一下审理谈话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头绪较多，平时不大具体管我工作范围的事。王鹤寿同志则须将每次审理谈话的记录、他的意见，及时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邓大姐、黄克诚同志报告，并且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我们，以便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看我们审理谈话的现场转播，作出指示。
我们接手办理“两案”，是坚决要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办事的，是坚决唾弃康生过去在审查中央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同志与干部时采取逼供、诱供，谁交代得越多，惩处得越重的错误作法的。张启龙同志、刘顺元同志、曾汉周同志、李士英同志、于桑同志等人以七十开外、年近八十的高龄，还风尘仆仆地赶到监管场所参加审理工作，不止一次劝江青他们彻底坦白交代，把事情谈清楚，争取给予宽大处理的。尤其是张启龙同志，在延安时期当过江青的老师，行前上车，他也是告诉我：毛主席说过，对一个犯了错误、哪怕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的人，是好心帮助或者存心不好，是对一个同志党性纯粹程度的试金石。谁知，他在与江青谈话的时候，刚动之以情，劝导了江青几句，江青就蹦了起来，举手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我担心她借机拼命，伤了几个老人，乃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战士进来，扭住了撒泼的江青，她还狠命地冲着我说：“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其实，我是个什么“官老爷”、“大官老爷”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我自幼父母双亡，当过苦力，做过学徒，卖过报刊，充过纤夫。以后跟新华日报发生关系，被介绍进由周恩来同志支持，由陶行知、李公仆、史良出面办的夜大上社会大学。以后全国解放，又一直做新闻记者、高等学校语文教员。因为长期跟党在文化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在一起，那些同志又是毫不保留把他们的学识、写作技巧，都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在我担负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之时，虽然我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但还是一个刚从一所高等学校汉语教研室主任调到中央纪委工作的干部，行政十七级。大概江青是以其身份之高，把我们这种经办她的事情的人，也要吹到九霄云外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