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研究是认真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是激烈的。许多情况下，中年的同志列举一个对象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就说他还存在盲目执行的方面。双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有的中年同志为了尽可能地多判几个，重判几个，有时慷慨激昂，很动感情。他们说：“老人家，您知道您是怎么被他们诬陷投入监狱的吗？”“老人家，我可掌握这家伙的全部材料，他常常对被害的老同志向他的打手们布置，要开导开导他。这个开导，就是武斗的意思。”被提问的老人却豪迈地哈哈大笑几声，然后坚决说服大家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要从中央的政策出发，不要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有时为了讨论如何处理一个被审查对象，讨论被审查对象的一个问题，竟有争论几个小时、两三场会议的。
我自己虽然赞同中央处理“两案”一些人员的方针政策，其实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还是属于少壮派。例如有一位体育冠军，人们都知道他是周恩来同志一手扶持起来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与江青打得火热。在社会上，人们非常恨他。中国人民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是极端鄙视的。我对他也有这种情绪。可是王鹤寿、黄火青同志却认为，他几度当冠军，对国家荣誉还是做出过贡献的，要建议免予起诉，不要判刑。我们不同意，就跟老人们吵，老人们则力图说服我们。为此在会上常常争执不休。我是中央纪委派到二办的干部，黄火青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我比较客气。我们虽然争了，但他说不服我，就笑一笑。王鹤寿同志可不同，他同我争了几次，就有点急了。
有一次，他有点生气，就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当过几次世界冠军的，这就是贡献。”我随口说：“他第二次当冠军，是别人让给他的，这个让给他的同志才是高风亮节。”这一下把鹤寿同志弄火了，他说：“那你去替我拿两个冠军回来看看！”搞得我与他最后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了。后来，我当然还是听了他的。处理结果也证明效果是好的。我讲这个事情的意思在于：
第一，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不要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惜，在老人家生前，从反右派开始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方针，所以造成了扩大化，甚至完全错了的情况。在老人家身后，在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我们却执行了这一方针，教育挽救了绝大多数可以挽救的同志，把敌人孤立、缩小到了最小的范围给予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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