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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