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极大地震怒了毛主席，毛主席命令杨成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来。此刻，连江青、康生也保不住他们了，于是他们来了个舍车马保将帅。江青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她所倚仗为心腹的这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凶恶打手，是什么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她还在群众面前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这样做，既是推卸责任，又是想捞个“大义灭亲”的名誉。在我们与戚本禹谈话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我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仅仅是被“林彪、江青集团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见我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说他认识我，“你原来是四川省委的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乡的帮派思想来套近乎，岂不可笑。不过，他还是交代了一些林彪、江青集团如何迫害朱德总司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戚本禹被抓起来后，江青集团就起用了另一个走狗，作为他们凶恶的打手。这个人就是8341部队宣传科的副科长，被派到清华大学支“左”的军宣队头子迟群。迟群当时被封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论，谢静宜不仅是校党委副书记，还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而且是明显的通天人物，按说是高于迟群的。但是，“迟、谢”两人，迟群更为凶恶。能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迟群。我们查阅了迟群、谢静宜共同署名向毛主席，以及江青、王洪文写的一些诬告材料，这些材料也多是迟群的笔迹，署名也是迟在前谢在后。迟群在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的恶劣品质，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骄横的神态，跟戚本禹简直如同一个人。江青集团会同林彪集团，制造伪证材料，排除了周总理提出的对刘少奇一案要“再查”的意见。打倒了刘少奇同志之后，他们为了排除其进一步实现全面篡党篡政篡军以夺取权力的障碍，千方百计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67年七八月间，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诬蔑周总理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制定、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又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图瓦解我们党的“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总理，从而妄图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制定和执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当所有这些捏造和阴谋都破产后，他们则以迟群、谢静宜所霸据的清华大学为基地。1973年至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在清华大学搞的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恢复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他们污蔑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是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回潮”。他们叫嚣要“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诬陷周总理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紧跟下来，他们针对周总理起用曾被错误打倒的老科学家、技术专家、老管理干部、老劳动模范，恢复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大反所谓的“经验主义”。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则大反“哭丧妇”，造谣说“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解决，要加强“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们也预感到“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断地叫嚣，要警惕广大人民群众“以死人压活人”。他们十分害怕人民群众以死者之圣，来声讨他们这一伙生者之魔。在这段时间里，江青的主要打手就是迟群和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和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错误估计形势、信用了某些坏人、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起来的。以后，由于受人生自然规律的影响和精力的不足，毛主席对许多事情已经不能够亲自领导了。林彪、江青集团正是利用了毛主席的错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进行大规模的篡党篡政篡军的祸国殃民的活动。林彪、江青集团本身，有一个逐步演进，逐步暴露的过程。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明确，逐步深化的过程。加之他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是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引向极端以售其奸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断地观察、分析、判断，来弄清是非敌我。搞清楚是好人过偏过激犯了错误，还是坏人蓄意破坏党、政府、军队，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这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经过缜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好在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话，也说了许多正确的话。毛主席的主要的正确的著作和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语录战”，反映了相当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当然，其中不乏打派仗的人，不乏用毛主席的语录来互相攻讦的内容。但是也有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片面引用、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就曾巧妙地引用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主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话，来抵制林彪、江青集团污蔑、诬陷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说法。批判了这个他们据以搞打倒一切、全
面内战的“根据”的。
林彪、江青集团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吗？不是说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吗？不是大批特批认为“毛主席的话过时了”的那么一种观点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吗？那么好了，你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也引用毛泽东的话。你引用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讲话，并将其推向极端，我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大量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讲话，与你抗衡，并尽可能把错误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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