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康生之流却抓住李秀成这个事件，设下一个政治圈套，罗织罪名，用来整处于敌我之间犬牙交错、与敌伪顽进行了艰苦斗争的原北方局和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
这是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大阴谋。按照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为，似乎是主张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被捕、被俘以后，不能跟敌人斗智，只能赤膊上阵跟敌人拼命的。是不能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能跟敌人对骂、对打，搞全武行的。不这样做，就是叛徒。按他们的观点，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统治区和营垒里活动时，不能有应付敌人的一面，只能挂着招牌，呼喊口号，否则就是有妥协之罪。可惜，恰恰是江青自己，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跟敌人去拉拉扯扯，唱戏喝酒。他们的这些主张，即使单纯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也是“飞行集会”错误的翻版，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在《论政策》中提出的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违背了毛主席指示共产党员在日伪区、蒋管区工作时，要以和谈为斗争手段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理论。他们的这些歪论，就是在常理上也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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