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
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写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