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江青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毅同志的身上。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１９８０年被告王洪文在被起诉书上签字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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