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唯成份论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王洪文在家里，还是一个娃娃，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在部队，他是在文工团吹黑管的；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他不愿当工人，整日里游游逛逛，打扑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闲天。后来混上个工厂保卫干部。
“文化大革命”一来，王洪文就以所谓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幌子，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当时在我们国家，真正从农民到战士、到工人的，何止千百万。讲德，王洪文是个流氓习气浓厚的家伙；讲才，他胸无点墨，毫无政治文化素养，怎么能具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条件呢。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他被指定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见论地位他比不上江青，搞阴谋诡计不如张春桥，舞文弄墨搞不过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乐，给他看的文件也让别人为他圈阅，以混日月来待变。王洪文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流氓打砸抢分子。
“文化大革命”建立群众组织，需要红布做红袖箍，他就带人抢了布店，抢了红布，解决了做红袖箍的问题。他以此起家，然后，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大武斗，康宁路大武斗，在武斗当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罗了金祖敏、祝家耀、陈阿大这么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做“小兄弟”，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器重。当然江、张、姚实际上也看不起他、轻贱他。说器重，无非在利用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
在名义上，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江、张、姚之上，实际上，四个人绑在一起，他是听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张、姚骂为不干“正事”，但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却是占上风的。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当时，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他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尚嫌不够，还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的秘书廖祖康则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钓鱼、打鸟、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有时还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地喂进他的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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