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
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则把一切推给老人家。这是一种恶劣的思想品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在把王洪文弄出
来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个“好的接班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