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是一个具有老牌国民党特务劣迹的人。早在1932年，他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就一方面伪装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暗地里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密告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使这几个学生被开除了学籍。程鸣汉在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后，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死于狱中。1935年张春桥到上海，也是立即与捧江青出名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相勾搭的。他办刊物，写文章，领崔万秋发的津贴，并在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攻击鲁迅。1937年，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组织下，通过复兴社另一个特务赵福成(君弼)的掩护，在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的老婆叫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方面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另一方面却利用他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由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又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许多丑事，出于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原因，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
由此可见，江青、张春桥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什么样的勾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么人的摆布和利用。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抓起来以后
，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
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