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刘鸣九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到山东、河北、河南检查工作，由于要求严格，常与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发生争议。争议时，他一时火起，总是说：“你们山东这么不肯认错，我不做山东人了”；“你们河北这么坚持错误，我不做你们河北人了”；“你们河南简直没有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我坚决不做河南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家所在的县，他家所在的村，处于三省交界。我们二组有的同志曾跟他开玩笑说：“你跟这三个省的领导都闹翻了，看你今后在什么地方安家？”他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只要我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我就不信三省的群众会不要我刘鸣九！”在二组的成员中，排排历史，还算我跟刘丽英，是解放式的。
在重建的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个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当过部长、副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的，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我与刘丽英等四五个人，虽已是四十七八岁，却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刘丽英原任沈阳市公安局的人事科长。她的爱人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遭到坏人的仇恨，“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打死了。紧接着，她的公公、婆婆也相继而死。她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来清算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综上所述，二组这么一个班子，是不弱的。但是，当时江青集团的案件，堆积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要看，还有大量的揭发、控告、申诉信件，还要找一些人查实其主要错误和罪行。一组负责审查的林彪案件，情况也相仿佛。
有一次，张启龙同志布置我和刘丽英同志找康生的原秘书来谈一次话。因为他是负责整理“四人帮”罪行材料的(指第一次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层层传达的那个罪行材料)。人来了，坐在我与刘丽英办公室的沙发上，脸色苍白，好像双腿有点筛糠，屁股还不敢坐到沙发里面去，挂一半在沙发边上。我们那个沙发是很旧的，边上都成斜坡形了，害得他几次几乎滑在地板上。但他一口咬定他没有包庇“四人帮”的罪行。
我们肯定了他负责搞出的材料，在揭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丑恶的历史、复杂的社会情况方面，是下了工夫的，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方面，则严重不足或根本没有涉及。同时还说明这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在搞这些材料时候的受条件局限。他还不服。我就拿出他搞的材料，指出他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诬陷周总理和康生，而下面引用的材料，却没有揭露诬陷周总理的内容，只有有利于康生的东西。我说，“这里，被塞了私货么！”他这下紧张起来了，面红耳赤，不得不点头说：“是那样……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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