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议论，要说干部资格老，曹老真算一个，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人家就干革命了。据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位老人家耿直、坦率，对党、对同志披肝沥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说话常犯忌。他对任何人的错误都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到东四报房胡同他家去过几次，在他家吃过一次青菜熬稀饭就四川的白菜豆腐乳，对他家的古玩、陶瓷、玉器那么多，曾在思想上产生过疑虑。
直到曹瑛同志逝世后，得知他立下遗嘱，将他所有国内外亲友馈赠给他的古玩、陶瓷、玉器，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国家，才认识到他不仅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而且高风亮节，显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文化大革命”中，张启龙、曹瑛都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刘鸣九也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张启龙、曹瑛的党龄要晚十年以上，是警卫员出身，在冀南当过王从吾同志的警卫员。据说，在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去冀、豫、鲁三省交界的河中游水，回家时正遇上敌人到他家里抓他。他老远老远就发现了敌人，于是，他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就跑到八路军驻地参加了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国家建设部担任监察工作，军管领导人一看他的情况：贫农家庭出身，自小参加革命，又是在解放区，没有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决定结合进部的革命委员会，而且过两天就要召开大会，宣布鸣九为主要领导人。
正在此时，造反派抄另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家，发现几个部领导在一起，议论江青，骂江青，其中就有刘鸣九，而且他骂得最凶。这可了不得了，根红苗正的人，原来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立刻将他投入监狱。他又“不老实”，“四人帮”的审问官审讯他时，骂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却偏着脑袋反问：“我怎么现行了？你说我怎么现行了？我说了些什么？怎么反革命”？“四人帮”手里拿到的材料上都是他斥骂江青的话，是不敢重复的，弄得僵持不下，只得殴打他，折磨他。他个子大，在监管中吃不饱，每逢放汪文风、刘丽英在莫斯科。前排左四为汪文风，左三为刘丽英风，就到管理人员种的地里挖白薯、摘辣椒生吃，一被发现，又是挨打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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