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也是由王鹤寿同志领导来审查康生、谢富治问题。有人说康生在敌占区有被捕、叛变的问题，后专案组未查到确凿材料，鹤寿同志仍坚持，不确凿的材料，不能写到审查报告上。张启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原来是个小学教员。朱德、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到湘南的时候，他发动群众，参加朱德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他为人正直正派，敢于仗义执言，疾恶如仇，但说话也直。从井冈山开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延安担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建国以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康生这个家伙的幽灵一直紧跟着他，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向康生索要的准备打倒的领导干部的名单上，就有张启龙，还用铅笔画出一条线，批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我进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送来一个平反决定，主动纠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错误批判。我把它交给了张启龙同志，他看完后开心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的嘛，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才把康生为江青开的那个名单给我看，并说：“你送给人事室吧，有个东西也好……”江青在延安时是张启龙的学生，他常抱怨：“嘻嘻，我教出了这么个学生……”可他仍想劝她悔过认罪，交代陷害大批干部的真相，拉她一把。张启龙同志的耿直，是令人敬佩的。
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材料，他逐句逐字地审阅那个材料，阅后对我说：“哧哧，你这个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任，还让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员来给你写的文章改标点符号，嘿嘿嘿。……”对王鹤寿、张启龙这样1925年就参加革命、参加党的高级干部，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好。有一次，王鹤寿同志来到办公室就提到他新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了一只鸡，真好，赞不绝口。我却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炖一只鸡吃，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每月98元，真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做到。他一个人单独生活吃一只鸡，竟感觉无比幸福，可见其生活的简朴。我跟张启龙一起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大院里，他们全家住在一幢别墅式的房里，每到傍晚，我从他的门前经过，他常爱叫住我，跟他喝上一杯白酒。菜，也就是四五个七寸盘的小菜，只有一个是带荤的。他老给我挟，也挟不了几下子就光了。后来我到广东、浙江、福建，碰到一些对我左尊一个“首长”，右尊我一个“首长”的部长、局长，餐中却是鸡鸭鱼蛇齐全，海鲜大菜满桌，真是感慨万千。曹瑛是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以前担任过驻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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