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问题。林彪虽然早在1971年“九·一三”就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了，但是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盘踞在中央。江、张、姚、王为了保护自己，极力阻挠对林彪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清查。并且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采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手段，不准审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同时利用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又继续陷害一批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军队里的一些好同志和虽然有一定错误、但不属于林彪集团的同志。他们以此来排除异己，插
手军队，继续他们的篡权活动。
江青集团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但是，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有些同志，本身在十年内乱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彻底解放思想、消除顾虑，也不同意采取坚决的措施，彻底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反而一方面说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只能清查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多只能清查到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画框框，定调调；另一方面，又沿袭十年内乱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在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揭”、“批”、“查”中，虽然打击了一批林彪、江青集团的残余分子，但也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干部、群众。他们在对江青集团主要成员的逮捕、预审中，既不去追查他们的主要错误和罪行，又采取了乱批乱斗的方法，甚至沿用了开批斗会的办法，以致给江青以口实(尽管她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干得特别起劲)，用以对审查进行反咬。
老实说，“四人帮”虽然被逮起来了，当时还没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暴露出来了，怎么查处？怎么查证落实？每个案件的责任何在；被诬陷、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不仅从人身上、政治上予以解脱，还要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予解放；对冤死的、伤残的，又怎么办？林彪、江青集团，十年当中采取了一些“造反”标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员，有的是属于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错误路线不改的分子。必须把他们调离领导、要害部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直到开除党籍，有刑事罪责的还要依法追究。但的确也有些表现较好的同志，需要分别对待。所有这些问题，靠原来的中央专案组，是难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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