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
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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