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
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
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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