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
“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
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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