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向他们交代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甚至我提出介绍可以，不要说我“吹嘘自己”，即使以后也不能用我“吹嘘自己”来讽刺挖苦我的意见，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允许我尽情地说。这种调查本来应该是特殊保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回来，有的对我竖大拇指，有的对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真棒”，“调查你的情况我们好像看了一部惊险小说”。
这样，凡是加给我的帽子，经过调查研究，不得不一顶一顶地给我摘掉了。军宣队还在内部专门召开过一个比较大型的介绍我的案情的会议，承认我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是与狗争食的。自幼跟随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也不能放过我，说我解放后是“变了”、“修了”，其根据是我家被子堆了一大叠(我有五个孩子)，星期天节假日总要炒个回锅肉，喝二两二锅头。这样宣布了对我的第二次“解放”，还发给我“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经过如此梳过来篦过去，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我倒成了第二外语学院这块小天地里的一个“名人”了。在反对我的人们当中，我在啧啧议论中成了“名人”。
在同情我的人们当中，我在点头微笑首肯中成了“名人”。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
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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